贸易战题外话：世界对中国看法与态度日趋固化
 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在短期内都无法休战，这似乎是已成定局的事情了。眼下，那些把生产基地设在了中国的货主们都在苦思冥想，究竟要把厂房迁移至何地，才能够避免自己的产品在进口至美国市场时被加征高昂的关税。
据《福布斯杂志》（Forbes Magazine）报道，质量控制和供应链合规服务提供商启迈（QIMA）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已经迁离，或是正在计划迁出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在在华美国企业总数当中所占的比例是80%，而在在华欧盟企业当中也占到了67%之多。
先不论其他，单单是启迈自身，就已经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福布斯杂志》的报道指出，位于中国内地的制造商，正面临着外国客户不断流失的困境，并且流失的速度正在日益加快。究其原因，要么是由于加征关税之后成本大涨，外国客户转而寻求与别国的供应商合作；要么则是因为许多跨国企业为了避免自己的产品在进口美国时被加征大笔关税，从而纷纷将生产设施迁移出中国。而由于这样的缘故所致，启迈来自中国地区的审核业务下挫了13%。
据启迈的调查显示，在美国的受访企业当中，有超过75%的企业表示他们的业务受到了加征关税的影响。而这些受访者指出，加征关税所导致的成本上升，是对他们的业务造成最严重影响的一个因素。也是因此，这些企业正在着手迁出中国，或者是打算以比原计划更快的速度撤离出中国。
而至于欧洲货主，他们也与美国货主“坐到了同一艘船上”。中美贸易战正在改变全球供应链的格局，而这为企业投资者创造了大量的投资机遇，同时也为越南等新兴国家带来了崛起的机会。跨国企业将生产设施迁离中国，迁往东南亚地区，这相当于给这片新兴市场的经济“打了一针鸡血”。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外企选择撤离中国，不仅是越南，一众东南亚国家，包括孟加拉、印度、老挝、柬埔寨和印尼等，每个都在摩拳擦掌，以期提升自身的吸引力，吸引投资者。
坊间有一些议论指，今后，中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或许就只得振华港机（ZPMC）所生产的岸吊了。原本，这些岸吊装设在外国港口的海岸，是为了接收来自中国的货物，然而，今后它们所处理的货物，可能有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以外的地方。
不管这种说法是胡诌还是有理，中国在亚洲区内贸易当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单单这一点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此外，以往中国在亚洲地区之内一直稳稳占据“老大哥”的中心位置，但是现在，这种地位也已经开始动摇。
实际上，不少跨国企业早就已经开始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设立生产厂房，比如越南和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这种现象在服装制造业上更是尤为突出。在许多成衣制品的标签上，过去绝大多数都是写着“中国制造”，可是如今已经被“越南制造”的字样所替代。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不断上涨，而中国政府在环保规定上努力追赶西方国家的标准，也令国内的守法成本持续增加。这些都成为了促使跨国企业撤离的因素。相比之下，那些东南亚地区的小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廉，而对于环保的规定也不甚严格。不过，即便是这样，也并不意味着将生产环节迁往东南亚，就能像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样。那时候，中国有着大量既掌握技术，成本又低廉的劳动力，而且对于违反环保和劳工权益规定行为，政府大多也并未予以严厉的追究，致使这些规定轻易就被企业们所忽略。
话说回来，尽管欧盟也有许多企业迁出或计划迁出中国，不过当然，欧盟的企业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总归而言比较小。他们之中只有14%的受访企业表示受到了加征关税的影响，并且会因此减少在中国采购商品。这倒也合情合理，因为在中美贸易战里，欧洲企业所处的位置与美国企业大不相同，加征关税对于美国企业所造成的影响，理所当然要大得多。
然而，即使是在中美贸易战里，欧洲企业所面临的压力要小得多，但是，眼见着贸易壁垒的威胁，再加上他们的竞争对手都纷纷转至别的成本更低的地方采购商品，或是将生产设施迁往成本更低的国家，这意味着欧洲企业也需要对他们的供应链进行重新调整。而调整的结果便是------有的欧洲企业选择了撤离中国。
现在，大多数跨国企业都选择将生产环节迁移到南亚地区。在今年上半年，启迈来自于这些地区的检测和审核服务需求，相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了34%。这意味着，今年南亚地区所开设的工厂数目，相比去年已经增加了许多。
不过，无论中美贸易战对欧洲企业的影响如何，在欧洲各国，乃至全球多个民主国家的眼里，他们目前都面临着一个新形势，那就是，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单纯只是贸易上的问题，而是超越了贸易并延伸到了道德领域。早前一个曾经被多番讥讽的例子，就能够说明一些问题。2016年，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在访华与中国商讨签订贸易协议时，曾经试图将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与性别平等的问题，作为中加两国贸易协议的条件与要求。然而最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此并没有予以理睬。也是因为如此，加拿大总理颜面尽失，沦为了各方的笑料。
自那以后，国际形势又再发生了不少改变。如今，世界各国已经日渐意识到，中国的姿态和立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硬，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的种种做法也开始另眼相看，比如中国坚持宣称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一事。在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上，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之间存在着争议。后来，位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曾经裁定中国对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主张无效，但是中国却认为常设仲裁庭没有管辖权，因此不接受也不承认判决。不仅如此，中国还在南沙群岛上建设了一座军事基地。
中国在政策上的显著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立场和态度上的变化，都可以归因于该国新一任最高领袖的上台，那就是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03年，江泽民卸任中国国家主席之位后，时任副主席胡锦涛便接任成为新一届的国家主席。直到2012年，胡锦涛卸任，习近平便正式上任，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随后在2018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了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为习近平长期担任中国的最高领袖铺平了道路。这与邻国朝鲜对于最高领导人的任期无限制的做法有些许类似。
而除了国际政策上的变化之外，在国内，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也在发生着改变。在香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中央政府向香港政府传达指示的机构。在2015年，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曾经发表过讲话，指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是受到中央政府和香港的共同指派，因此负有双重责任，这“使得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当时，这番言论在香港引发了巨大争议，令各界担忧，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文件------《香港基本法》，最终将会丧失实质的效力。
试想，如果行政长官领导下的政府所颁布的行政命令，超越了司法裁决，这将会使“法制”（rule of law）在香港变得难以实施，进而令香港丧失仅存的唯一优势------即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享有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在经贸上可以自行与其他国家商讨双边合作。若是中央政府直接对香港行使管治权，这就意味着香港无法继续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保持享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殊地位，这样一来，香港就会变得与其他中国内地城市毫无二致。
此外，习近平主席还有一个亲自制定的广为人知的代表性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从表面上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是对14世纪时，威尼斯商人和探险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曾经走过的贸易线路------“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不过实际上，该战略所要实现的目标远远不止于此。而坊间看待“一带一路”倡议的眼光和角度各不相同，评论也褒贬不一。最初，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各界的评价和见解都倾向于以正面居多，因为该战略之下包括了许多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工程，这有助于缩小先进和落后地区在基础设施上的差距，并且也能够提升地区的连通性和运输的便利性，有助于促进贸易发展。位于非洲肯尼亚（Kenya）、从该国第二大城市蒙巴萨（Mombasa）至首都内罗毕（Nairobi）的标准轨铁路，就是“一带一路”计划之下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之一。未来该铁路还将延伸至乌干达（Uganda）、卢旺达（Rwanda）和布隆迪（Burundi）。
“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的覆盖范围十分广阔。该战略旗下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和投资项目，覆盖了亚洲、欧洲、非洲、中东和美洲地区的15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该战略的支持者们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改善地区之间的连通性，推动运输和贸易发展，为所到之处创造光明美好的未来。然而，有部分人却将该战略视为中国意图控制和支配投资目的国的举措，认为中国是企图通过软贷款，以及其他一些宽松便利的融资方式来吸引投资目的国，从而达到控制这些国家的目的。同时，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也为本国的国有企业带来了合同与业务，并为工人带来了工作机会。而这些参与项目建设的中国企业和工人，据称似乎都更加愿意“自己单干”，而较少让项目当地的企业和工人加入建设。
如今，在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乃至于对整个中国大陆的看法上，各界的负面观点正在日趋增多，并且正不断蚕食正面评价的比例和份额。自从上世纪80年代苏联解体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大体上已经被视作一股大势已去、逐渐式微的力量。后来，随着中国走上了追求自由市场的发展道路，中国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纽带，更是似乎在不断地弱化。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已经逐渐发生了转变。
过去十年间，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发展形势最为积极乐观的时期。那时候，有人将中国国内遗留尚存的共产主义信仰，比作是英国国内影响力正在逐渐衰微的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在17世纪，英格兰教会曾经是英国信仰体系之中的主角，是英国最大的一股宗教势力。后来，英格兰教会还与政府联手压制宗教改革势力，致使改革派清教徒逃往美洲。但是，在自那以后的数个世纪当中，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英格兰教会先是丧失了英国最大教会的地位，后来甚至还沦为了一股次要的宗教力量，虽然，目前英国女皇仍然是英格兰教会的首领。
现在，习近平主席已经让共产主义的角色得到了复兴和强化。此前，中国政府就已经要求国内所有大型及主要的企业，必须在企业内部设立起共产党支部。另外，一些会让人联想起往日共产主义盛行时的社会状态的措施，也已经被重新引入了中国社会当中。
因此，假如说，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能够引领该国日益缩短与西方世界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西方国家此前还抱着正面积极的想法的话，那么如今，他们已经开始有了“幻灭”之感。甚至，他们已经开始了各种“胡思乱想”，将共产主义与“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著的反映苏联劳动集中营残酷生活的纪实文学），以及离开本国需要先取得出境签证的控制出入境的做法，乃至于极权主义联想到了一块儿。但是，他们自有他们“想入非非”，而另一边厢，再次复兴的共产主义和日渐巩固共产党政权，其发展却似乎正在蒸蒸日上，并且还迫切地希望将自己的雄心和壮志向世人展示。不过，可以断定的是，今后，对于中国的战略与目标，无论是好还是坏，估计西方世界都会以更加审慎与警惕的目光去看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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