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时报》：未来亚洲一体化将日趋增强
 以香港为基地的泰国媒体《亚洲时报》（Asia Times）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作者大卫·戈德曼（David Goldman）在文中指出，作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对世界影响的余波，一个由亚洲在国际舞台上唱主角的时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而这也预示着，未来亚洲区内贸易将会迎来一段黄金时期。
戈德曼认为，今后，亚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将会进一步加快，区内国家将会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整个亚洲地区也会转变为一个与欧盟相类似的单一经济区。而在这种经济发展趋势的背后也隐含着另一层政治上的意味，那就是，未来亚洲地区内部在结构上，将会加速向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大多数公民成员共同享有同一种文化和价值等的一种国家形式）的形态靠拢，就正如欧盟的领袖们曾经梦想实现的那样。当然，这种涉及“民族”和“同胞”的观念与思维，恰恰也是当年促使大多数英国人在公投当中投出脱离欧盟一票的原因。
亚洲这样的发展趋势，在戈德曼眼里看来并不是什么坏事。他写道：“在回顾这个以亚洲为主角的时代时，经济历史学家或许会以2020年5月作为这个时代的开端。因为在这时候，世界已经饱受了新冠病毒疫情的‘摧残’，不过，亚洲的各个经济体这时已经在逐步复工复产，恢复元气，可是西方世界各国却依然在封城停摆之中日渐凋敝衰微。”
据戈德曼介绍，谷歌（Google）利用手机定位功能判断出每天上班工作的人数，从而收集整理出工作场所人员流动每日数据，而这份数据是迄今为止，在各类数据当中最能够反映出某地经济活动情况的最新、最准确的指标。根据数据，截至5月13日，台湾、韩国和越南的经济生产活动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水平，而日本和德国的水平也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时期的八成左右。
然而，数据显示，美国、法国和英国目前却依然处于瘫痪停摆的状态。当然，谷歌是无法收集到中国地区的数据的，不过，有证据显示，中国的复工复产水平也并不亚于台湾、韩国和越南。
亚洲地区的经济复苏脚步，与当地在对抗防控新冠病毒疫情上所取得的成功，是保持一致的。中国、日本、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这几个亚洲国家的新冠病毒死亡率，仅为德国一个国家的十分之一，更是美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这几个“重灾区”死亡率的百分之一。
当下，美国期望能够尽快全面复工复产，但是所面临的挑战并不少。该国的新增病例比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都高，也高于德国。这意味着，美国复工复产的道路上将会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此前，福特汽车（Ford）位于美国的两个工厂曾经试图重新开放运作，但是后来却发现有员工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因此工厂又被迫再次关闭。
另一边厢，亚洲国家在成功控制了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扩散之后，在经济增长上曾经经历短时的反弹飙涨。不过，从长期来看，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驱动力，最终还是需要依靠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内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在最新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1.4万亿美元的财政拨款，这些资金将会被投入到5G网络、工厂自动化、自动驾驶技术、人工智能，以及其它相关领域的发展之上。
如今，亚洲的状态已然像是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经济集团。现在，亚洲国家有60%的贸易都是区内贸易，这与欧盟的比例已经是大致持平。而谷歌所收集到的上班工作人员流动数据，也间接印证了中国早前公布的4月份的贸易数字。数字显示，该月中国的亚洲区内贸易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了大幅增长，而与美国的贸易却仿如一潭死水。
戈德曼表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韩国和台湾之间的贸易增势凌厉，显示出在亚洲地区内部，经济融合的程度正在进一步加深。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出口，其增长速度已经显著高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而自2014年起，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就已经陷入了停滞。
与此同时，今年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在全球各国当中也属于佼佼者。据戈德曼介绍，以美元计算，中国股票市场在明晟指数（MSCI Index，即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Index，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指数）里仅仅下跌了2个百分点，而相比之下，其他主要的证券交易所的表现，则可谓深陷泥沼。尽管，中美两国贸易战的形势不断升级，期间美国还颁布了禁令，不允许第三方向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出口由美国设计和制造的计算机芯片，并且还威胁将会勒令在美国股票交易市场上市的中国企业退市，然而，中国股票市场内所潜藏的力量，可见是不容小觑的。
戈德曼对于“后疫情时代”的这种正面解读，不失为在饱经疫情打击的黑暗当中看见了一道光。可是，这种解读角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它忽视了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候的国际环境。纵观全球，在疫情发生之前，全球多国内部均已出现了左右派的激烈斗争，且左派接连遭受挫败。比如在美国，疫情发生之时正好是美国的总统大选之年，也是此前接二连三遭遇打击的左派能够尽其所能，打败他们的宿敌------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右派，同时扳回局面的一个最后时机。另外一个不太典型突出的例子，就是英国“脱欧派”和“留欧派”之间的斗争。作为“脱欧派”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为了保证英国切实能够在2020年1月1日顺利脱离欧盟，与“留欧派”多番周旋，而脱离欧盟恰恰是欧洲的左派所极力抗拒和回避的局面。但是，由于脱欧毕竟已经是英国大多数国民的意愿，“留欧派”无法违逆民意，因此，为了行拖延之计，以争取时间待到未来脱欧一事能够自行出现峰回路转，“留欧派”又假意与欧盟就脱欧方案进行了多轮无果的谈判，使脱欧延期再延期。
实际上，提到病毒瘟疫的传播流行，就不得不说说上世纪60年代末的香港流感疫情。1968年，香港爆发了流感病毒疫情，而后传播到美国，致使美国有接近10万人丧命。不过，当时各国并没有限制社交距离，没有停工停产，也没有封城，甚至，在1969年，纽约州北部还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the Woodstock Festival），活动吸引了多达400,000名观众前来观赏。1969年，美国的人口为2.02亿，现在则为3.31亿，而当时香港流感所造成的死亡个案，与现在新冠病毒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大体上相差不多，因此，考虑到人口的增长，彼时的香港流感疫情，可以说比今天的新冠病毒疫情更为严重。
那么，为何如今为了防控新冠病毒疫情，人们要如此严阵以待、小题大做呢？就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美国，左翼企图推翻特朗普，而在英国，“留欧派”希望赶走约翰逊，全球多地左派为求打倒右派、逆转败局而不顾一切，无所不用其极的做法，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停工停产、封城锁国，便是左派不计经济损失而提出的要求。在美国，左翼想推翻特朗普，是因为特朗普想要向左派所创立并极力维护的官僚体系“开刀”，而英国左派想要赶走约翰逊，则是因为他想要带领英国离开欧盟。
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造成如今这种局面上也存在一定的促成作用。一个是政府内部丧失了坚定果敢的阳刚之气，而被一股犹疑不决的阴柔之气占领主导，另外一个就是西方媒体格局的改变。虽然，有调查显示，女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信仰，即便是在女性群体当中都已经丧失了地位，但是，在传媒界、学术圈和官僚政府内部，女权主义却依然有着稳固的地位，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因为在这些领域内部，性别平等一直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并且这个目标在过去30年内一直在加强。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在这些领域里任职的女性职员的数目和比例，多年来一直在增加，因此，女性群体的权势和影响力也日益扩大，甚至已经大大超过了男性群体的势力。
这使得女性选民在投票时分成了两个群体：一个是规模较大，但是力量较弱的群体，这个群体里的女性大体上是一些依赖男人、顺从丈夫的传统角色，而另外一个则是规模较小，但是力量则要强大得多的群体，这个群体主要是一些信奉女权主义的职业女性。但是，这两个群体看似截然不同，但是却有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她们都依赖于家庭，也仰赖家庭的保护。此外，多数女性都有着一个倾向，即是对于任何的风险都有大而化之，过分担忧的习惯。而这种“杞人忧天”的习性，如今已经在传媒界、学术圈和官僚政府内部蔓延传播，让这些领域的气息变得越发阴柔寡断。而相比之下，在1960年代的时候，在这些领域呈主导地位的气质，仍然是冒险、坚毅、果断的男性阳刚之气。
而左派打从一开始便是女权主义的支持者。女性从来都是偏爱文静的室内工作，呆在空调房里干活做事免受日晒雨淋，因此自然是十分赞同多些创造和增加一些这种类型的工作岗位，而对于扩大能够提供这类工作岗位的行业，无疑也是更为支持。
仰赖丈夫和男人的传统女性，在作为选民的时候，她们在政治观点上更倾向于抱持与她们的丈夫相同的看法，也就是说，她们更倾向于支持以特朗普和约翰逊为代表的右翼。但是，假如她们同时也为她们家人的安全感到担忧的话，那么她们则可能不会支持右翼。在这一点上，那些信奉女权主义的职业女性与这些依赖丈夫的女性，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们两者都倾向于放大可能会出现的负面后果，并为此感到过分忧虑。
因此，这就是以特朗普和约翰逊为代表的右派执政掌权者所必需面对的问题。为了照顾歇斯底里的左派的情绪，他们必须要表现得对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性极为关切，不容有失。这是因为，对于右派而言，左派支持者会把自己手头的选票投给特朗普的竞争对手乔·拜登（Joe Biden），或是约翰逊的竞争对手------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这已经是铁定的事实。实际上，除了这两位以外，左派的支持者也无法将选票投给任何其他的人，因为根本没有人支持国家权力的扩张。
然而，中间游离分子的选票对于右派来说却是相当重要，而依赖丈夫和男人的女性群体，就正是属于中间游离派。假如特朗普或者约翰逊，表现得对于戴口罩或是保持社交距离漫不经心的话，他们就会冒失去这一中间游离派别的选票的风险。这些女性原本是倾向于和他们的丈夫一样支持右翼的，而她们的选票对于特朗普能否在总统大选当中取胜，是非常关键的。要知道，在美国西部绝大多数的选区，支持左派和支持右派的票数，常常都是十分接近。在这些地区，有一半的人觉得，为人们提供生活保障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而另一半的人则认为，国家的责任并不在于直接为人们提供生活保障，而是在于提供一个和平和安全的环境，从而让人们能够自给自足，自由发展。
在各种复杂因素的结合影响之下，2020年的前景可谓令人难以预料。就目前来看，任何的预测都必须等到事态变得明朗之后，才能够让人们看清判断得是否准确。而形势的明朗化，预计将会随着美国11月的总统大选，以及英国最终与欧盟彻底“分手”而到来。但是，无论如何，在左右两派相争的背景下，《亚洲时报》所作出的有关亚洲国家会进一步融合并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预测，其可能性看起来实际上并不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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