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時報》：未來亞洲一體化將日趨增強
 以香港為基地的泰國媒體《亞洲時報》（Asia Times）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作者大衛·戈德曼（David Goldman）在文中指出，作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對世界影響的餘波，一個由亞洲在國際舞臺上唱主角的時代，已經正式拉開帷幕，而這也預示著，未來亞洲區內貿易將會迎來一段黃金時期。
戈德曼認為，今後，亞洲地區的一體化進程將會進一步加快，區內國家將會日益緊密地融合在一起，而整個亞洲地區也會轉變為一個與歐盟相類似的單一經濟區。而在這種經濟發展趨勢的背後也隱含著另一層政治上的意味，那就是，未來亞洲地區內部在結構上，將會加速向一個“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大多數公民成員共同享有同一種文化和價值等的一種國家形式）的形態靠攏，就正如歐盟的領袖們曾經夢想實現的那樣。當然，這種涉及“民族”和“同胞”的觀念與思維，恰恰也是當年促使大多數英國人在公投當中投出脫離歐盟一票的原因。
亞洲這樣的發展趨勢，在戈德曼眼裡看來並不是什麼壞事。他寫道：“在回顧這個以亞洲為主角的時代時，經濟歷史學家或許會以2020年5月作為這個時代的開端。因為在這時候，世界已經飽受了新冠病毒疫情的‘摧殘’，不過，亞洲的各個經濟體這時已經在逐步復工複產，恢復元氣，可是西方世界各國卻依然在封城停擺之中日漸凋敝衰微。”
據戈德曼介紹，穀歌（Google）利用手機定位功能判斷出每天上班工作的人數，從而收集整理出工作場所人員流動每日數據，而這份數據是迄今為止，在各類數據當中最能夠反映出某地經濟活動情況的最新、最準確的指標。根據數據，截至5月13日，臺灣、韓國和越南的經濟生產活動已經恢復到了正常水平，而日本和德國的水平也已經恢復到了正常時期的八成左右。
然而，數據顯示，美國、法國和英國目前卻依然處於癱瘓停擺的狀態。當然，穀歌是無法收集到中國地區的數據的，不過，有證據顯示，中國的復工複產水平也並不亞于臺灣、韓國和越南。
亞洲地區的經濟復蘇腳步，與當地在對抗防控新冠病毒疫情上所取得的成功，是保持一致的。中國、日本、臺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這幾個亞洲國家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僅為德國一個國家的十分之一，更是美國、英國、法國和西班牙這幾個“重災區”死亡率的百分之一。
當下，美國期望能夠儘快全面復工複產，但是所面臨的挑戰並不少。該國的新增病例比任何一個亞洲國家的都高，也高於德國。這意味著，美國復工複產的道路上將會潛藏著巨大的風險。此前，福特汽車（Ford）位於美國的兩個工廠曾經試圖重新開放運作，但是後來卻發現有員工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因此工廠又被迫再次關閉。
另一邊廂，亞洲國家在成功控制了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擴散之後，在經濟增長上曾經經歷短時的反彈飆漲。不過，從長期來看，亞洲地區的經濟增長驅動力，最終還是需要依靠中國在高科技領域內崛起成為超級大國。中國在最新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了1.4萬億美元的財政撥款，這些資金將會被投入到5G網絡、工廠自動化、自動駕駛技術、人工智能，以及其它相關領域的發展之上。
如今，亞洲的狀態已然像是一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經濟集團。現在，亞洲國家有60%的貿易都是區內貿易，這與歐盟的比例已經是大致持平。而穀歌所收集到的上班工作人員流動數據，也間接印證了中國早前公佈的4月份的貿易數字。數字顯示，該月中國的亞洲區內貿易與去年同期相比有了大幅增長，而與美國的貿易卻仿如一潭死水。
戈德曼表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韓國和臺灣之間的貿易增勢淩厲，顯示出在亞洲地區內部，經濟融合的程度正在進一步加深。中國對亞洲其他國家的出口，其增長速度已經顯著高於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而自2014年起，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就已經陷入了停滯。
與此同時，今年中國股票市場的表現，在全球各國當中也屬佼佼者。據戈德曼介紹，以美元計算，中國股票市場在明晟指數（MSCI Index，即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Index，摩根士丹利國際資本指數）裡僅僅下跌了2個百分點，而相比之下，其他主要的證券交易所的表現，則可謂深陷泥沼。儘管，中美兩國貿易戰的形勢不斷升級，期間美國還頒佈了禁令，不允許第三方向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中國企業，出口由美國設計和製造的計算機芯片，並且還威脅將會勒令在美國股票交易市場上市的中國企業退市，然而，中國股票市場內所潛藏的力量，可見是不容小覷的。
戈德曼對於“後疫情時代”的這種正面解讀，不失為在飽經疫情打擊的黑暗當中看見了一道光。可是，這種解讀角度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因為它忽視了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時候的國際環境。縱觀全球，在疫情發生之前，全球多國內部均已出現了左右派的激烈鬥爭，且左派接連遭受挫敗。比如在美國，疫情發生之時正好是美國的總統大選之年，也是此前接二連三遭遇打擊的左派能夠盡其所能，打敗他們的宿敵------以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代表的右派，同時扳回局面的一個最後時機。另外一個不太典型突出的例子，就是英國“脫歐派”和“留歐派”之間的鬥爭。作為“脫歐派”的英國首相約翰遜，為了保證英國切實能夠在2020年1月1日順利脫離歐盟，與“留歐派”多番周旋，而脫離歐盟恰恰是歐洲的左派所極力抗拒和回避的局面。但是，由於脫歐畢竟已經是英國大多數國民的意願，“留歐派”無法違逆民意，因此，為了行拖延之計，以爭取時間待到未來脫歐一事能夠自行出現峰迴路轉，“留歐派”又假意與歐盟就脫歐方案進行了多輪無果的談判，使脫歐延期再延期。
實際上，提到病毒瘟疫的傳播流行，就不得不說說上世紀60年代末的香港流感疫情。1968年，香港爆發了流感病毒疫情，而後傳播到美國，致使美國有接近10萬人喪命。不過，當時各國並沒有限制社交距離，沒有停工停產，也沒有封城，甚至，在1969年，紐約州北部還舉行了舉世聞名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the Woodstock Festival），活動吸引了多達400,000名觀眾前來觀賞。1969年，美國的人口為2.02億，現在則為3.31億，而當時香港流感所造成的死亡個案，與現在新冠病毒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大體上相差不多，因此，考慮到人口的增長，彼時的香港流感疫情，可以說比今天的新冠病毒疫情更為嚴重。
那麼，為何如今為了防控新冠病毒疫情，人們要如此嚴陣以待、小題大做呢？就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美國，左翼企圖推翻特朗普，而在英國，“留歐派”希望趕走約翰遜，全球多地左派為求打倒右派、逆轉敗局而不顧一切，無所不用其極的做法，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停工停產、封城鎖國，便是左派不計經濟損失而提出的要求。在美國，左翼想推翻特朗普，是因為特朗普想要向左派所創立並極力維護的官僚體系“開刀”，而英國左派想要趕走約翰遜，則是因為他想要帶領英國離開歐盟。
另外還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造成如今這種局面上也存在一定的促成作用。一個是政府內部喪失了堅定果敢的陽剛之氣，而被一股猶疑不決的陰柔之氣佔領主導，另外一個就是西方媒體格局的改變。雖然，有調查顯示，女權主義作為一種哲學信仰，即便是在女性群體當中都已經喪失了地位，但是，在傳媒界、學術圈和官僚政府內部，女權主義卻依然有著穩固的地位，能夠提供大量的工作崗位，因為在這些領域內部，性別平等一直是他們所追求的目標，並且這個目標在過去30年內一直在加強。而這樣的結果就是，在這些領域裡任職的女性職員的數目和比例，多年來一直在增加，因此，女性群體的權勢和影響力也日益擴大，甚至已經大大超過了男性群體的勢力。
這使得女性選民在投票時分成了兩個群體：一個是規模較大，但是力量較弱的群體，這個群體裡的女性大體上是一些依賴男人、順從丈夫的傳統角色，而另外一個則是規模較小，但是力量則要強大得多的群體，這個群體主要是一些信奉女權主義的職業女性。但是，這兩個群體看似截然不同，但是卻有著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她們都依賴於家庭，也仰賴家庭的保護。此外，多數女性都有著一個傾向，即是對於任何的風險都有大而化之，過分擔憂的習慣。而這種“杞人憂天”的習性，如今已經在傳媒界、學術圈和官僚政府內部蔓延傳播，讓這些領域的氣息變得越發陰柔寡斷。而相比之下，在1960年代的時候，在這些領域呈主導地位的氣質，仍然是冒險、堅毅、果斷的男性陽剛之氣。
而左派打從一開始便是女權主義的支持者。女性從來都是偏愛文靜的室內工作，呆在空調房裡幹活做事免受日曬雨淋，因此自然是十分贊同多些創造和增加一些這種類型的工作崗位，而對於擴大能夠提供這類工作崗位的行業，無疑也是更為支持。
仰賴丈夫和男人的傳統女性，在作為選民的時候，她們在政治觀點上更傾向於抱持與她們的丈夫相同的看法，也就是說，她們更傾向於支持以特朗普和約翰遜為代表的右翼。但是，假如她們同時也為她們家人的安全感到擔憂的話，那麼她們則可能不會支持右翼。在這一點上，那些信奉女權主義的職業女性與這些依賴丈夫的女性，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同，她們兩者都傾向於放大可能會出現的負面後果，並為此感到過分憂慮。
因此，這就是以特朗普和約翰遜為代表的右派執政掌權者所必需面對的問題。為了照顧歇斯底里的左派的情緒，他們必須要表現得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嚴重性極為關切，不容有失。這是因為，對於右派而言，左派支持者會把自己手頭的選票投給特朗普的競爭對手喬·拜登（Joe Biden），或是約翰遜的競爭對手------工党領袖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這已經是鐵定的事實。實際上，除了這兩位以外，左派的支持者也無法將選票投給任何其他的人，因為根本沒有人支持國家權力的擴張。
然而，中間游離分子的選票對於右派來說卻是相當重要，而依賴丈夫和男人的女性群體，就正是屬中間游離派。假如特朗普或者約翰遜，表現得對於戴口罩或是保持社交距離漫不經心的話，他們就會冒失去這一中間游離派別的選票的風險。這些女性原本是傾向於和他們的丈夫一樣支持右翼的，而她們的選票對於特朗普能否在總統大選當中取勝，是非常關鍵的。要知道，在美國西部絕大多數的選區，支持左派和支持右派的票數，常常都是十分接近。在這些地區，有一半的人覺得，為人們提供生活保障是國家和政府的責任，而另一半的人則認為，國家的責任並不在於直接為人們提供生活保障，而是在於提供一個和平和安全的環境，從而讓人們能夠自給自足，自由發展。
在各種複雜因素的結合影響之下，2020年的前景可謂令人難以預料。就目前來看，任何的預測都必須等到事態變得明朗之後，才能夠讓人們看清判斷得是否準確。而形勢的明朗化，預計將會隨著美國11月的總統大選，以及英國最終與歐盟徹底“分手”而到來。但是，無論如何，在左右兩派相爭的背景下，《亞洲時報》所作出的有關亞洲國家會進一步融合並發展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預測，其可能性看起來實際上並不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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