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保護主義抬頭 亞洲特色全球化時代概念誕生
 隨著西方世界逐漸落入保護主義政客們的手中，如美國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希拉里（Hilary Clinton），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法拉奇（Nigel Farage）等，我們是否能認為，一個由亞洲擔當新的全球化領頭羊的時代，已經揭開序幕了呢？
這是由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專業的博士生Chietigj Bajpaeem，在總部位於日本東京的網上雜誌——《外交學者》上撰文時所提出的一個核心問題。
Chietigj Bajpaeem表示，往日，西方大國們強調的是維護全球普適的準則、價值和製度，並對此引以為豪。然而，今天我們卻眼見這些國家越來越著重於保護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相比之下，亞洲地區國家的利益，與促進國際貿易和地區合作，以及維護國際規範和標準之間的關係，則正日益變得密不可分，Chietigj Bajpaeem寫道。
在Chietigj Bajpaeem看來，西方國家的組織，如歐盟和北約等，或許為亞洲倡導設立各種地區組織，如東盟（ASEAN）、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簡稱EAS）以及東盟國防部長擴大會議（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Plus，簡稱ADMM Plus）等，提供了啟發和參考。而這些亞洲地區組織，今後也許將會在亞洲內部政策的協調上最終取得主導和控制地位，同時，隨著西方國家影響力的日漸式微，亞洲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也會逐步加大。
另外一個顯示出亞洲即將成為全球化領導者角色的跡象的事實是，無論是雙邊貸款，還是通過國際金融組織的多邊貸款，如總部位於北京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和總部在馬尼拉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亞行），都日益積極踏出本國及本地區，將觸角伸向海外市場以尋覓更多的投資機會。
亞投行在位於北京召開首屆理事會年會上，宣布董事會已經批准通過首批貸款總額為5.09億美元的四個項目。由於亞投行希望擴大融資能力，並吸收現有其他多邊開發銀行的先進舉措，該批項目中有三個是分別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亞行以及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聯合融資的項目。
亞投行的首批項目中包括了巴基斯坦 M4國家高速公路一個路段的建設，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到烏茲別克斯坦邊境的公路改善項目，以及印尼國家貧民窟的改造升級項目。由於申請加入亞投行的還有來自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國家，可見，未來亞投行的貸款投資決不會僅限於亞洲地區。
亞投行預計還將採取一系列動作，以改善優化多邊開發貸款機構的現行程序，如簡化貸款手續縮短需時等。
雙邊貸款上也已經出現了類似的加強對外擴張的趨勢。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簡稱JBIC）放寬了面向發展中國家的日元貸款條件，以重新網羅此前由於貸款條件過於嚴苛而沒有批准的項目。
JBIC通過對經營章程作出修改，現在風險較高的基礎設施項目已經可以通過一個新設立的特殊基金賬戶進行投資。這是日本政府正在下的“一盤大棋”之中的一步，也就是所謂的“品質基礎設施計劃”（Quality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該計劃的目的是增加日本出資的開發貸款機構的海外貸款總額，如JBIC，亞行和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簡稱JICA）等，從而增強日本的優勢，讓其能更有力地與其對手中國相競爭。
最能說明日本由於信貸標準嚴格而限制了其競爭力的案例是，2015年，日本企業未能中標規劃中的雅加達至萬隆的高鐵項目，該項目最終落入了一個中國財團之手。中國政府通過中國國家開發銀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簡稱國開行），同意不要求印尼政府提供主權擔保，而以JBIC為首的財團卻要求主權擔保，以滿足其信貸標準。
至於另一邊廂的中國，除了成立亞投行之外，其“一帶一路”戰略，更是中國正在日益通過其增長和發展計劃，擴大自身影響力範圍的有力證據。中國在國際基礎設施發展融資上已經取得了領先的地位。目前，中國通過國開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在海外貸款的總額，已經與六家由西方出資的主要開發貸款機構的投資總額相齊平。單單國開行一家就取代了世界銀行，成為全球最大的國際基礎設施開發資金的貸出方。
再加上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 BRICS），以及其他數家地區性的貸款基金，中國的開發貸款總額已經遠遠超過所有西方支持的多邊開發貸款機構的投資總和。
即使是印度，在該國現任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的帶領下，現在也在對外事務上開始採取更為主動、務實、全方位的政策。印度正試圖聯合當今國際上最具影響力的一批國家，並為印度企業在海外市場的拓展提供支援。
為了向世界推廣印度在經濟上的吸引力，並加強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印度總理莫迪在不足兩年之內便訪問了32個國家之多。此舉是為了幫助實現莫迪政府所設下的印度經濟增長目標，以及推動“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數字化印度”（Digital India）和“智慧城市”（Smart City）等由政府帶頭實行的策略。
莫迪近日展開的東非四國訪問，是亞洲國家正意圖在全球範圍內擴大影響力的又一最新例證。雖然，印度與非洲的貿易額只有700億美元，比起中國的2,000億美元遜色不少，但是印度與非洲大陸的歷史淵源頗為深厚，比如在非洲的印度裔族群就達到了130萬人，印度正想辦法將此利用為在非洲發展經濟關係的卒子，以尋求更多商機。
儘管中國發展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和投資夥伴的事實，受到了媒體的大肆宣傳炒作，不過，中國與非洲的交互往來也常常被詬病為“新殖民主義”的行徑。而印度卻迄今為止成功地避過了這樣的指控，Chietigj Bajpaeem指出。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場由亞洲主導的全球化目前依然處於初始階段。舉個例子，由總部設在美國威廉瑪麗學院的“援助數據”項目（AidData）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儘管中國在2000年至2013年期間對非洲提供的援助及其他官方資助，共計接近950億美元之多，但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等的傳統援助和開發支持提供方，其排名仍比中國要高，證明他們“在議程設置上的影響力”仍比中國要大。
而把印度和中國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貿易談判中，TPP提高了未來多邊貿易的規則，這也顯示出，美國在全球自由貿易談判上仍然繼續擁有設定標準的能力。
雖然到目前為止，亞洲對外事務的焦點僅僅集中於經濟領域，但其表面下所隱含的戰略擴張意圖卻如影隨形。
對此，我們已經看到了證據——日本修改了對和平憲法的解釋，解禁了集體自衛權，即使自身未受到攻擊，也可以為阻止針對他國的攻擊而行使武力，而今後日本自衛隊出兵參加海外戰爭也將成為可能。
與此同時，2015年的中國國防白皮書裡也提到，中國有“保護本國位於海外的機構以及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的需要。而在當年12月所通過的反恐法，也讓這個“需要”變得切實可行。這些都給中國解放軍在日後派兵海外奠定了基礎。
隨著歐洲和美國等西方勢力逐漸退卻並縮回到“殼”裡，中國等正在崛起的新興強國，或許將更能放膽挑戰原有的國際規則和和製度。
不過，亞洲各國對於能夠普遍適用於全球的新的準則、價值和製度，看法卻沒有達成一致。相反，幾個亞洲大國，如中國、印度和日本，彼此之間更是有著明顯不同的觀點。
日本是一個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受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根深蒂固，並且已經植根於此建立起一套社會秩序，但該國至今仍然在試圖擺脫“失落的二十年”所造成的經濟增長停滯的困境。
中國是仍在崛起當中的經濟體，經濟增速領先全球，但隨著該國逐步進入一個以消費和服務驅動增長的“新常態”，其經濟增速已經放緩，並正在尋求將過剩的工業生產力出口到別的國家，同時也在試圖重現古時候稱霸一方的大國榮光。
印度現在所處的階段跟二十年前的中國很相似。該國正在努力吸引外商投資，以升級國內的基礎設施並提高生產能力，同時也在通過採取不結盟或多方結盟的方式，以及實行策略性自主權的措施，維護自身在國際舞台上的獨立性並增強影響力。
這些現狀都造成了亞洲國家在諸多不同議題，如氣候變化、貿易和發展等等之上的立場分歧。並且，即使亞洲成為了新的全球化領航人，也不代表這樣就能將已經延續了兩個世紀的由西方所引領的全球化進程“推翻”。
因此，一場由亞洲主導的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很可能僅會是對現行全球規則和價值的“重譯”，而不是將其否定或者推翻。一些在西方社會眼裡已經日漸“過時”的原則，如尊重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不可侵犯性，將會重新獲得重視。而關於“人權”的原則也將會有新的詮釋，諸如“有保護的責任和義務”這樣的主張將會越來越受到質疑和審視。
在這種背景之下，像印度和日本這樣的國家，將會在世界管治權的爭論之中充當一個位置特殊的角色，從而令爭論更加白熱化，為所謂的“以華盛頓為中心的輿論圈”（以民主、新自由主義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為特點）和“以北京為中心的輿論圈”（以無責任義務、價值中立和國家資本主義為特點）兩者之間的、二元化的世界管治權爭奪局面增添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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