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非洲的“勝利”：如何在滿足自身利益的同時也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
 通常，當人們談及“始料未及的後果”時，所指的意義一般都是負面的、貶義的。然而，當今中國在非洲所獲得的巨大成功，也未嘗不可稱作是一種“始料未及的後果”。而上一次中國在非洲取得斐然成就，還要追溯到600年前。
在公元15世紀，中國明朝著名航海家鄭和受明成祖之命，率領船隊南下西洋，在周邊國家開展外交活動並展示國力，期間曾四次抵達非洲東海岸。據稱，從南海和印度洋返航之時，鄭和還曾經心懷殖民印度和非洲的想法。
可是，在明成祖去世，其子明仁宗（或稱洪熙帝）即位後，卻因經濟空虛之由，收縮其父的擴張戰略，下令廢止下西洋的活動，並銷毀了鄭和的航海日誌等重要資料和檔案。
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鄭和的成就證明了中國有稱霸海洋、成為海洋帝國的潛力，但明朝的統治者卻並沒有將擴張戰略持續推行下去，更沒有倚仗國力強盛而實行海外殖民擴張領土，因而成就了中國雖為泱泱大國，卻沒有任何海外殖民紀錄的白璧無瑕的形象。而這種良好的形象幫助中國贏得了非洲的友誼。
雖然，有的人對於中國在非洲所扮演的角色頗有微詞，但這些負面評價總體來說僅佔少數。一位到非洲旅行的香港遊人，在南非城市彼得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給他的太太買了一條印著亮麗的非洲風格花紋的裙子。可是，當看到衣服的標籤上印有“中國製造”的字樣後，他開始抱怨這件衣服不是“正宗”的非洲貨。
更有甚者，有些人批評，大量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湧入非洲，損害了非洲本地生產商的利益。也有的人批評，中國沒有殖民歷史的包袱，並且憑藉著這一點盡情地在非洲取其所需，但卻沒有在政治影響力上盡到其應盡的責任。
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中國和非洲之間的貿易在上世紀90年代暴增了有足足七倍。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了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為了推動中非兩地合作，促進貿易持續發展，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在2000年成立。而自成立以來，該論壇的影響力也在日益擴大。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中國人在非洲頗為受到歡迎。這是因為中國在非洲作了大量的投資，從小餐館到大型的鐵路基建項目幾乎無所不包。
根據非洲民意調查組織“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最近的一份報告，在接受調查訪問的非洲人當中，有63%的人都表示，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是比較正面，或是非常正面的，而只有15%的人認為是比較負面或是非常負面。
“對於中國在非洲的角色，坊間存在負面的解讀”，“非洲晴雨表”與位於開普敦的智庫------司法與調解學院（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的研究合著作者兼項目經理Anyway Chingwete指出。 “但是，由於中國在非洲作出了許多貢獻，因此普通市民對於中國所持的態度和看法是正面的。”
非洲各個不同國家所抱持的態度也不盡相同。對於中國的看法持正面態度的國民比例，以馬里、尼日爾和利比里亞為最高，其中，馬里為92%，尼日爾為84%，利比里亞為81%。
“這顯示出，非洲各國人民是歡迎中國的到來的”，Anyway Chingwete說道。
這其中的原因很簡單。中國在非洲所作的投資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多。其中，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坦桑尼亞和安哥拉，是接受中國投資最多的非洲國家。
據CNN報導，基礎設施的開發建設，比如高速公路和鐵路，是中國在非洲最主要的投資領域。除此之外，中國也有投資開設一些小型企業和餐館。
博茨瓦納大學（University of Botswana）的政治學教授Mogopodi Lekorwe指出，非洲人民喜歡中國的原因，還因為中國人把便宜的汽車和手機帶進了非洲。
“過去，像汽車和手機這類產品，在非洲的價格是十分高昂的。但是現在，由於這些貨品已經如潮水一般大量湧進了非洲市場，因此價格也隨之下跌了。以前，這些商品對於非洲人來說是根本無法奢望擁有的，而現在人們已經可以在一眾同類產品當中盡情挑選他們自己想要的了”，他說道。
在上世紀60和70年代的“變革之風”（Winds of Change）運動當中，中國與總部在英國、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組織------反種族隔離運動組織（Anti-Apartheid Movement ，AAM）位於非洲本土的反抗力量結成了同盟。此外，中國也支持南非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簡稱非國大）。非國大長期以來一直是南非的執政黨，也是目前南非最大的政黨。
在1980年，中國和非洲的貿易總額僅為10億美元。到1999年，中非貿易額已經躍升至65億美元，2000年之時又飛升到100億美元，而到了2005年中非貿易額已經激增至397萬億美元，此後在2006年，又再進一步飆升至550億美元。這在當時令中國成為了非洲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之後。而美國與非洲的貿易總額為910億美元。
而現在，中國已經超越了作為非洲傳統經濟夥伴的美國，成為了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美國與非洲的貿易總額僅為470億美元。而在2010年，中國與非洲的貿易總值已經達到了1,140億美元，隨後到了2011年，該數字又進一步攀升至1,663億美元。而僅在2012年的前十個月，中非貿易總額就已經達到了1,639億美元。
目前在非洲開展業務經營生意的中國企業有超過800家。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是基礎設施、能源和銀行領域的私營企業。
通過這些企業，中國向非洲提供無條件的低息貸款，長達15至20年的貸款期，利率只有1.5%。這令中國成功從貸款審批更為嚴格，限制條件也更多的西方國家手中爭奪了市場份額。自2000年以來，在中國給非洲發放的貸款中，非洲有超過100億的債務都已經被中國取消了。
雖然中國是一個如此之大的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也相當重要，但是實際上，中國國內的天然資源是較為欠缺的。此外，中國人口的老齡化趨勢開始浮現，不過教育程度也在逐步提高。而由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原因，中國人口數量的增長受到了控制。但非洲的情況則與中國大相徑庭。非洲有一半人口的年齡在20歲以下，且教育程度低下。未來20年，非洲處於工作年齡段的人口將會大幅增長。
這意味著非洲每年需要新增大約2,000萬個工作崗位。而在20年後，這個數字將會進一步上升到每年3,000萬。非洲的人口數量較少，平均年齡較為年輕，教育程度低，但是非洲卻擁有著十分豐富的天然資源。從這個方面來看，非洲恰好與中國形成了舉世稀有的互補關係。
而讓中非兩國關係更添優勢的是，非洲與中國互為自然貿易夥伴已有20年之久（譯者註：自然貿易夥伴，是指由於運輸或其他貿易成本較低的關係，而使得彼此之間的貿易總量自然性地相對較大的兩個國家）。中國擁有的天然資源較少，比如可作耕種用的土地、可再生的水資源、石油和金屬礦產等都不足。可以說，從自然資源的角度看，中國是貧瘠匱乏的。
而相比之下，非洲大陸的天然資源對於當地的人口數量來說顯得非常充裕豐足。尤其能源和礦產的豐富程度更可稱得上是讓非洲引以為傲。天然資源上的差別，為中非兩地發展互惠互利的貿易關係帶來了巨大的潛力。
最重要的是，隨著國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國對於石油的需求量也越來越大。中國有三分之一的石油來自於安哥拉，此外，阿爾及利亞也是一個主要來源，而自尼日利亞進口的石油總量也在不斷增加。
為了作為交換以獲得非洲的石油，中國大力支持鼓勵在非洲開設工廠生產出口商品。中國除了在當地援助興建公路和港口以外，尼日利亞總統Muhammadu Buhari還尋求中國幫助完成當地一項“爛尾”的鐵路連接線工程。這條鐵路全長1,400公里，從尼日利亞的舊日首都和最大城市拉各斯（Lagos），沿著幾內亞灣沿岸，一直延伸到位於喀麥隆邊境附近、舊日作販賣奴隸用的卡拉巴爾港（Port of Calabar）。
而對於在非洲修建鐵路，中國有著相當豐富的經驗。早在上世紀60和70年代，非洲非殖民化（de-colonialism）和爭取獨立的時期，中國就曾在1970至1975年間，於非洲當地提供資金並援助興建了一個著名的鐵路項目，那就是連接坦桑尼亞和讚比亞、全長1,860公里的坦贊鐵路（Tanzania Zambia Railway，簡稱TAZARA）。當時，共有5萬名中國工人被派往非洲當地參與鐵路修建工程。而到了1978年，接受中國援助的非洲國家數目已經超過了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Sub-Saharan Africa）的經濟增長表現十分亮眼，尤其是在2000年代中期的時候，當地的GDP平均增速約在7%左右。
不過，自2015年後，非洲的經濟增長就放緩了。高盛（Goldman Sachs）前總裁、現於北京清華大學擔任教授的John Thornton指出，非洲的經濟無論是增長還是放緩，都與中國息息相關。
Thornton教授為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的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撰寫了一份關於中國對非洲的影響的報告。他在文中指出，對於在非洲投資，西方國家和中國在監管規定上存在著很大的不同。而西方投資者所承受的監管壓力很大程度上是他們自己給自己添的“麻煩”，其中包括了倫理道德方面的限制，對於環境保護、勞工權益的標準和規定的遵守，或者對於法律程序的嚴格遵循。
“而中國在非洲作投資時，對於被投資國當地的政府管制環境根本不在意。中國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安哥拉和蘇丹都有投資，而西方投資者則會傾向於避開這類政府管制環境最差的地方。因此，恰恰是在這些地方，中國的投資量相對較高”，Thornton教授寫道。
此外，中國商務部也在為大型國有企業開路護航，以保證他們在非洲所投資的項目在規模和重要性上都更勝一籌。中國企業在非洲投資，其焦點實際並不是在自然資源的開採上，而是在服務業領域，此外，在製造業內也作了大量的投資。許多非洲國家對於吸引中國投資當地製造業和服務業的興致十分高昂，並且對於中國在非洲製造業和服務業上投資的增長趨勢也表示歡迎。
事實表明，在建築業領域，競爭力更強的中國企業已經把非洲本地企業擠出了市場。而這個領域裡，在高效地完成建築工程，以及促進推動當地本土建築業的發展兩者之間，似乎存在著需要權衡折衷的地方。
荷蘭奈梅亨拉德堡德大學（Radboud University at Nijmegen）管理學院國際衝突分析與管理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alysis and Management）的教授Haley Swedlund指出，非洲的傳統捐助國，亦即西方國家，以及作為非洲投資的後來者“半路殺出”的中國，雙方之間的關係存在緊張。
不過，Swedlund教授表示，雙方之間的衝突被誇大了，因為捐錢援助別國對於任何捐助國的政府來說都很少會遭遇什麼困難。然而，被捐助國對於捐助國捐款的接受就不一樣了，過程也許會很艱難，因為他們需要跨過許多環境上和倫理道德上的障礙才能得到這筆錢。
公平地說，對於西方捐助國政府以及他們的簽約合作方來說，賄賂會帶來巨大的法律風險。一家瑞士的貨代公司就曾經因為在尼日利亞進行賄賂，而在美國被判處高額的罰款，此外還要面臨牢獄之災的風險。今天，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譯者註：指一國法律對該國境外的個人、權利及法律關係的適用）已經成為了妨礙西方國家在非洲當地投資的絆腳石。
Swedlund教授則以另一個比較委婉的方式這樣解釋道：“在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非洲政府通常更喜歡來自中國的投資，因為投資落實的過程更快，各種法律條框的限制也更少。比如加納的布依大壩（Bui Dam），原本作為由世界銀行（World Bank）投資的工程，進展緩慢幾近停滯，但是，自從由中國接手後，工程推進顯著加快，很快就竣工了。”
此外，Swedlund教授還指出，中國來非洲的目的就是為了做生意，而不是拯救地球、拯救人類。中國在非洲開展的項目中，有一部分是服務於中國政府的“一帶一路”戰略規劃的，而非洲也是“一帶一路”戰略所涵蓋的地區之一。可是，相比起中國，其他的捐助國根本沒有期望對非洲發放的援助款項能夠收回，或是以其他的物質形式作為投資回報返還。這些捐助國中有許多都覺得，哪怕是心中有索要回報的念頭都是不道德的。
中國卻沒有這方面的憂慮和苦惱。中國與西方國家不一樣，對於內在的道德境界沒有追求，而只是追求能夠讓與其簽訂合同的一方同意認可其討價還價的條件。看來，對完美人性的追求越少，就越是能從人身上獲得更多的好處，最終哪怕不能讓各方都滿意，也至少可以令大部分人滿意。
雖然，“始料未及的後果”通常指的都是一些會引發後悔的負面結果，但有的時候，這種“後果”也有可能純粹只是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好事。明仁宗當時出乎意料地並沒有追隨其父的腳步，繼續實行擴張，把中國的疆域拓展到海外，然而對於這個決定，中國卻從來沒有感到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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