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非洲的“胜利”：如何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
 通常，当人们谈及“始料未及的后果”时，所指的意义一般都是负面的、贬义的。然而，当今中国在非洲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也未尝不可称作是一种“始料未及的后果”。而上一次中国在非洲取得斐然成就，还要追溯到600年前。
在公元15世纪，中国明朝著名航海家郑和受明成祖之命，率领船队南下西洋，在周边国家开展外交活动并展示国力，期间曾四次抵达非洲东海岸。据称，从南海和印度洋返航之时，郑和还曾经心怀殖民印度和非洲的想法。
可是，在明成祖去世，其子明仁宗（或称洪熙帝）即位后，却因经济空虚之由，收缩其父的扩张战略，下令废止下西洋的活动，并销毁了郑和的航海日志等重要资料和档案。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郑和的成就证明了中国有称霸海洋、成为海洋帝国的潜力，但明朝的统治者却并没有将扩张战略持续推行下去，更没有倚仗国力强盛而实行海外殖民扩张领土，因而成就了中国虽为泱泱大国，却没有任何海外殖民纪录的白璧无瑕的形象。而这种良好的形象帮助中国赢得了非洲的友谊。
虽然，有的人对于中国在非洲所扮演的角色颇有微词，但这些负面评价总体来说仅占少数。一位到非洲旅行的香港游人，在南非城市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给他的太太买了一条印着亮丽的非洲风格花纹的裙子。可是，当看到衣服的标签上印有“中国制造”的字样后，他开始抱怨这件衣服不是“正宗”的非洲货。
更有甚者，有些人批评，大量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涌入非洲，损害了非洲本地生产商的利益。也有的人批评，中国没有殖民历史的包袱，并且凭借着这一点尽情地在非洲取其所需，但却没有在政治影响力上尽到其应尽的责任。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在上世纪90年代暴增了有足足七倍。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为了推动中非两地合作，促进贸易持续发展，中非合作论坛（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在2000年成立。而自成立以来，该论坛的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人在非洲颇为受到欢迎。这是因为中国在非洲作了大量的投资，从小餐馆到大型的铁路基建项目几乎无所不包。
根据非洲民意调查组织“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最近的一份报告，在接受调查访问的非洲人当中，有63%的人都表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是比较正面，或是非常正面的，而只有15%的人认为是比较负面或是非常负面。
“对于中国在非洲的角色，坊间存在负面的解读”，“非洲晴雨表”与位于开普敦的智库------司法与调解学院（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的研究合著作者兼项目经理Anyway Chingwete指出。“但是，由于中国在非洲作出了许多贡献，因此普通市民对于中国所持的态度和看法是正面的。”
非洲各个不同国家所抱持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对于中国的看法持正面态度的国民比例，以马里、尼日尔和利比里亚为最高，其中，马里为92%，尼日尔为84%，利比里亚为81%。
“这显示出，非洲各国人民是欢迎中国的到来的”，Anyway Chingwete说道。
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在非洲所作的投资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其中，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安哥拉，是接受中国投资最多的非洲国家。
据CNN报道，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比如高速公路和铁路，是中国在非洲最主要的投资领域。除此之外，中国也有投资开设一些小型企业和餐馆。
博茨瓦纳大学（University of Botswana）的政治学教授Mogopodi Lekorwe指出，非洲人民喜欢中国的原因，还因为中国人把便宜的汽车和手机带进了非洲。
“过去，像汽车和手机这类产品，在非洲的价格是十分高昂的。但是现在，由于这些货品已经如潮水一般大量涌进了非洲市场，因此价格也随之下跌了。以前，这些商品对于非洲人来说是根本无法奢望拥有的，而现在人们已经可以在一众同类产品当中尽情挑选他们自己想要的了”，他说道。
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变革之风”（Winds of Change）运动当中，中国与总部在英国、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组织------反种族隔离运动组织（Anti-Apartheid Movement，AAM）位于非洲本土的反抗力量结成了同盟。此外，中国也支持南非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简称非国大）。非国大长期以来一直是南非的执政党，也是目前南非最大的政党。
在1980年，中国和非洲的贸易总额仅为10亿美元。到1999年，中非贸易额已经跃升至65亿美元，2000年之时又飞升到100亿美元，而到了2005年中非贸易额已经激增至397万亿美元，此后在2006年，又再进一步飙升至550亿美元。这在当时令中国成为了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之后。而美国与非洲的贸易总额为910亿美元。
而现在，中国已经超越了作为非洲传统经济伙伴的美国，成为了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与非洲的贸易总额仅为470亿美元。而在2010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总值已经达到了1,140亿美元，随后到了2011年，该数字又进一步攀升至1,663亿美元。而仅在2012年的前十个月，中非贸易总额就已经达到了1,639亿美元。
目前在非洲开展业务经营生意的中国企业有超过800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基础设施、能源和银行领域的私营企业。
通过这些企业，中国向非洲提供无条件的低息贷款，长达15至20年的贷款期，利率只有1.5%。这令中国成功从贷款审批更为严格，限制条件也更多的西方国家手中争夺了市场份额。自2000年以来，在中国给非洲发放的贷款中，非洲有超过100亿的债务都已经被中国取消了。
虽然中国是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也相当重要，但是实际上，中国国内的天然资源是较为欠缺的。此外，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开始浮现，不过教育程度也在逐步提高。而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受到了控制。但非洲的情况则与中国大相径庭。非洲有一半人口的年龄在20岁以下，且教育程度低下。未来20年，非洲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将会大幅增长。
这意味着非洲每年需要新增大约2,000万个工作岗位。而在20年后，这个数字将会进一步上升到每年3,000万。非洲的人口数量较少，平均年龄较为年轻，教育程度低，但是非洲却拥有着十分丰富的天然资源。从这个方面来看，非洲恰好与中国形成了举世稀有的互补关系。
而让中非两国关系更添优势的是，非洲与中国互为自然贸易伙伴已有20年之久（译者注：自然贸易伙伴，是指由于运输或其他贸易成本较低的关系，而使得彼此之间的贸易总量自然性地相对较大的两个国家）。中国拥有的天然资源较少，比如可作耕种用的土地、可再生的水资源、石油和金属矿产等都不足。可以说，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中国是贫瘠匮乏的。
而相比之下，非洲大陆的天然资源对于当地的人口数量来说显得非常充裕丰足。尤其能源和矿产的丰富程度更可称得上是让非洲引以为傲。天然资源上的差别，为中非两地发展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带来了巨大的潜力。
最重要的是，随着国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国对于石油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中国有三分之一的石油来自于安哥拉，此外，阿尔及利亚也是一个主要来源，而自尼日利亚进口的石油总量也在不断增加。
为了作为交换以获得非洲的石油，中国大力支持鼓励在非洲开设工厂生产出口商品。中国除了在当地援助兴建公路和港口以外，尼日利亚总统Muhammadu Buhari还寻求中国帮助完成当地一项“烂尾”的铁路连接线工程。这条铁路全长1,400公里，从尼日利亚的旧日首都和最大城市拉各斯（Lagos），沿着几内亚湾沿岸，一直延伸到位于喀麦隆边境附近、旧日作贩卖奴隶用的卡拉巴尔港（Port of Calabar）。
而对于在非洲修建铁路，中国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早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非洲非殖民化（de-colonialism）和争取独立的时期，中国就曾在1970至1975年间，于非洲当地提供资金并援助兴建了一个著名的铁路项目，那就是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全长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Tanzania Zambia Railway，简称TAZARA）。当时，共有5万名中国工人被派往非洲当地参与铁路修建工程。而到了1978年，接受中国援助的非洲国家数目已经超过了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ub-Saharan Africa）的经济增长表现十分亮眼，尤其是在200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地的GDP平均增速约在7%左右。
不过，自2015年后，非洲的经济增长就放缓了。高盛（Goldman Sachs）前总裁、现于北京清华大学担任教授的John Thornton指出，非洲的经济无论是增长还是放缓，都与中国息息相关。
Thornton教授为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对非洲的影响的报告。他在文中指出，对于在非洲投资，西方国家和中国在监管规定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西方投资者所承受的监管压力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给自己添的“麻烦”，其中包括了伦理道德方面的限制，对于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的标准和规定的遵守，或者对于法律程序的严格遵循。
“而中国在非洲作投资时，对于被投资国当地的政府管制环境根本不在意。中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和苏丹都有投资，而西方投资者则会倾向于避开这类政府管制环境最差的地方。因此，恰恰是在这些地方，中国的投资量相对较高”，Thornton教授写道。
此外，中国商务部也在为大型国有企业开路护航，以保证他们在非洲所投资的项目在规模和重要性上都更胜一筹。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其焦点实际并不是在自然资源的开采上，而是在服务业领域，此外，在制造业内也作了大量的投资。许多非洲国家对于吸引中国投资当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兴致十分高昂，并且对于中国在非洲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投资的增长趋势也表示欢迎。
事实表明，在建筑业领域，竞争力更强的中国企业已经把非洲本地企业挤出了市场。而这个领域里，在高效地完成建筑工程，以及促进推动当地本土建筑业的发展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需要权衡折衷的地方。
荷兰奈梅亨拉德堡德大学（Radboud University at Nijmegen）管理学院国际冲突分析与管理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alysis and Management）的教授Haley Swedlund指出，非洲的传统捐助国，亦即西方国家，以及作为非洲投资的后来者“半路杀出”的中国，双方之间的关系存在紧张。
不过，Swedlund教授表示，双方之间的冲突被夸大了，因为捐钱援助别国对于任何捐助国的政府来说都很少会遭遇什么困难。然而，被捐助国对于捐助国捐款的接受就不一样了，过程也许会很艰难，因为他们需要跨过许多环境上和伦理道德上的障碍才能得到这笔钱。
公平地说，对于西方捐助国政府以及他们的签约合作方来说，贿赂会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一家瑞士的货代公司就曾经因为在尼日利亚进行贿赂，而在美国被判处高额的罚款，此外还要面临牢狱之灾的风险。今天，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译者注：指一国法律对该国境外的个人、权利及法律关系的适用）已经成为了妨碍西方国家在非洲当地投资的绊脚石。
Swedlund教授则以另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这样解释道：“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非洲政府通常更喜欢来自中国的投资，因为投资落实的过程更快，各种法律条框的限制也更少。比如加纳的布依大坝（Bui Dam），原本作为由世界银行（World Bank）投资的工程，进展缓慢几近停滞，但是，自从由中国接手后，工程推进显著加快，很快就竣工了。”
此外，Swedlund教授还指出，中国来非洲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生意，而不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中国在非洲开展的项目中，有一部分是服务于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而非洲也是“一带一路”战略所涵盖的地区之一。可是，相比起中国，其他的捐助国根本没有期望对非洲发放的援助款项能够收回，或是以其他的物质形式作为投资回报返还。这些捐助国中有许多都觉得，哪怕是心中有索要回报的念头都是不道德的。
中国却没有这方面的忧虑和苦恼。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一样，对于内在的道德境界没有追求，而只是追求能够让与其签订合同的一方同意认可其讨价还价的条件。看来，对完美人性的追求越少，就越是能从人身上获得更多的好处，最终哪怕不能让各方都满意，也至少可以令大部分人满意。
虽然，“始料未及的后果”通常指的都是一些会引发后悔的负面结果，但有的时候，这种“后果”也有可能纯粹只是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好事。明仁宗当时出乎意料地并没有追随其父的脚步，继续实行扩张，把中国的疆域拓展到海外，然而对于这个决定，中国却从来没有感到后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