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主如何在中美贸易战中生存
 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Battle of Trafalgar）爆发之前，法国与英国就已经在海上发生过数次小规模的战争。而正如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爆发一样，中美贸易战也是中国与美国双方的矛盾缓慢积累并激化的结果。一场战争是绝少会在波澜不惊、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
对于中美贸易战，能够结合经济与社会的“气候环境”和“风向变化”，以及对立双方各自的条件状态和所扮演的“善”“恶”角色来看待，并真正理解潜藏在事态发展背后的道理的人，可谓少之又少。相反，有太多的人以为，中美贸易战就好比只是两个小学生在泥巴里打架摔跤，并且急需一个像老师一样的角色出面调停解决，把两个孩子拉开。
大部分人都忘记了，贸易谈判本身实际上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唯有双方达成贸易协议，才能够让这场“战争”停止。而尝试看清弄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大“世界巨头”，如何“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又怎样掩盖各自的短板和弱点，这对于理解中美两国谈判的战术和策略是很关键的。
而对于从事中美贸易的货主和航运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只有看清楚形势，才能够在中美贸易战的风雨飘摇之中保全自身，尽可能多地避免在“神仙打架”时遭受牵连拖累。
根据总部在美国华盛顿的商业咨询公司------富事高咨询（FTI Consulting）的两位分析师何冶强（Bill He）和肯尼斯·冯（Kenneth Fung）介绍，近来，商业环境由于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而在应对这种不明朗的气氛和状态时，有一系列的因素是企业需要纳入考虑的。
两位分析师介绍，针对美国提高中国商品关税的做法，中国的回应和反击措施同样也是提高美国商品的关税，此外还建立了一份“不可靠实体清单”（unreliable entities list），未来会将特定的美国企业列入该清单。此举可以视为中美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这段时期，中美两国的关系愈发变得波诡云谲，难以预知，这为中美两国的供应链所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此外，由于有许多商业模式都是针对一个多和谐、少摩擦、货物和资金流动顺畅无虞的世界而设计出来的，对于像中美贸易战所导致的这般颠簸震荡毫无防备，因此压力也陡增。
现在，中美贸易战的紧张局势升级，毫不留情地向商界甩出了一系列问题：这样的事态发展对于企业而言具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哪个行业或是哪种业务，才是贸易战风暴之下最为脆弱的板块？
正如当前的形势所见，意料之外的变化，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监管上的改变，总是会成为对业界的一次考验。何冶强和肯尼斯·冯两位分析师指出，如果有哪些企业的商业模式灵活性低，无法及时变通，或是在资金供应上存在薄弱的环节，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暴露出来。美国计划把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并且威胁未来还将继续扩大加征关税的商品范围。这对于受影响商品的中国生产商，尤其是那些主要面向美国销售的生产商来说，所造成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大部分商品都是从中国采购，而偏偏所采购的商品此时又落入了被加征关税范围的美国企业来说，关税的大幅提高于他们而言同样是一记重大的打击。10%与25%的关税税率差别，有时候就是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因为加征关税就相当于直接从企业手里夺走了利润。“在许多受影响的企业看来，如何抵受住去年首次加征关税时的10%税率，已经向他们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如果今后还要多加征15%的税率，那么他们就未必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承受”，两位分析师说道。
面对着贸易战所造成的营商环境和条件的恶化，这些脆弱的企业及其利益相关方应该如何应对？这其中还是有一些办法可循的。对于中国一方的供应商来说，在某些情况下，25%的关税税率足以对企业能否存续构成重大风险。而至于企业具体会不会关张倒闭，则主要取决于其流动性以及现金流。如果关税税率一举提高到25%，那么留给企业反应和思考对策的时间也许根本不够。
两位分析师指出，这并不是夸夸其谈，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完税后交货”（delivery duty paid，DDP）条款下对美国出口的中国供应商而言，更是如此。“完税后交货”意味着卖方必须承担将货物运至指定目的地的一切风险和费用，包括办理清关手续时在目的地应交纳的任何税费。站在公司管理层面的角度来看，单单是处理好关税类别和税率的变化，对于企业的日常运营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更不用说评估税率变化为企业所带来的冲击，并以此为基础商讨拟定出应对策略，这其中所耗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更是惊人。
此外，对于在受影响的企业当中持有股份，或是存在相关利益的资金提供方来说，一旦关税提高并影响到企业的运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即便想要获取足够的信息来对现状进行衡量判断，也异常困难，透明度十分低下。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留给这些资金提供方作出下一步投资决定的时间，通常也都较为紧迫，但是他们所承受的风险同时也是相当巨大的。
如果出现这种情形，中国一方的生产商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有几项，包括：在企业本身的所有客户当中，有多少客户关系会因为受到加征关税的影响而面临风险？与客户所签订的具体合同条款如何？客户最快在多久时间内就会另寻和转投别的供应商？企业本身能不能从中国以外的国家寻找到别的供应商伙伴，并以一个采购中间商的角色，继续维持与当前美国客户的关系？如果可以，这家供应商伙伴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能否达到客户的要求？而如果损失美国客户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事情，那么，是否还有别的目标客户可以作为企业新的销售对象，以此作为对丢失美国客户的弥补？
何冶强和肯尼斯·冯两位分析师指出，在如此紧急的情形下，要问对该问的问题，又要制定出可行的应对方案，这就对相关人员在财务和行业知识上所拥有的专业程度，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所制定的对策，必须既能够满足短期现金流的需求，又可以稳定长期业务发展的前景，并且还需要保护和照顾到股东或是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通常情况下，为了在这些不同的目标与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一个最为理想的解决方案会对各种不同的策略加以运用。
除此之外，货主还需要反问自己，吸收了贸易战的经验教训，今后企业在供应链和生产外包策略上应该要作出怎样的改变？譬如，当前正受到各方热议的把生产环节迁出中国的做法，对于自身而言，是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虽然，上述微观层面上的风险，在某些企业眼里也许的确非常值得关注和重视，但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企业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值得担忧惧怕地方。尽管，贸易战和关税的提高为商界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不过归根结底，全球各地的企业对于中国供应商的需求，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大，这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都不会改变的事实。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任何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群体，拥有足以与中国在广度和深度上相媲美的生产能力。两位分析师认为，中国在制造业上所具有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某个单一的方面，而是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的结合，并且，这种优势是中国数十年以来，各方面综合发展的产物。
“诚然，有一些国家在某些特定领域内已经发展出了较高的专业水平，比如，在服装鞋履制造业上，越南是领头羊，而在小型电子产品制造业上，马来西亚则是佼佼者。不过，就生产能力和价格而言，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与中国匹敌”，何冶强和肯尼斯·冯两位分析师说道。
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也证实了两位分析师的说法。世界银行对全球各国的制造业附加值进行了调查统计，而各国之间数据的相互对比，充分凸显了中国现有生产能力的体量之大。
2017年，中国的制造业附加值总计大于3.5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位列第二的美国，而印度、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更是相形见拙。尽管，这几个东南亚国家常常被认为是除了中国以外的生产外包目的国首选，可是与中国比较起来依然是望尘莫及。
“目前，这些东南亚国家的生产能力与中国相比，仍然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距。把这些国家的制造业附加值加在一起，即便是只需达到中国的25%，那么他们的生产能力总和，也必须要在目前的基础上翻一番，才能够达成这个目标。而在短时间内，想要实现总生产能力翻一番这样的巨大转变，是极其困难的”，两位分析师说道。
“即使是加征25%的关税，也难以改变和动摇目前这样的现状。虽然，如此高的关税税率必定会对某些企业和业务造成深远的影响（比如上述所列举的一些极端情形），但是，哪怕是在上调了关税的情况下，中国的生产成本、能力和利润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依然是极强的。”
何冶强和肯尼斯·冯两位分析师还引述了上海美国商会（AmCham Shanghai）和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调查显示，尽管最近中美两国贸易战的紧张态势有所升级，可是，在那些把生产环节外包到中国的美国企业当中，依然有大约六成的企业，甚至都没有考虑过把生产环节迁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而剩下40%的企业，即便他们正在考虑把生产设施移出中国，但是这样的探索和尝试，未来必然不会是一条平坦的通途。
要把生产外包的工作做好，就需要在外包目的国当地的市场和文化上，进行活跃而多样化的探索，而这些市场和文化对于许多外国企业高层来说都是十分陌生的。在外包目的国，并非所有的生产商都靠得住，而产品质量与价格也未必都会成正比。一般来说，想要把生产环节外包到别的国家，最好是聘请一个外包目的国当地的市场专家，充当外包企业和外包目的国之间的文化和沟通桥梁，让这位专家具体细致地了解企业的需求，并且在当地严格筛选供应商。此外，还要对当地有潜质成为合作伙伴的生产商，进行充分彻底的尽职调查，安排开展试生产，并对产品质量进行评估，并且要在已经筛选出来的符合条件的供应商之间进行竞标，这些都是生产外包战略当中的关键环节。
对于选择将生产环节外包到多个国家的企业而言，中美贸易战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障碍。贸易战带来了不明朗因素，增加了不确定性，这使得外包过程中的谋略和效率显得愈发重要。
在应对贸易战时，外包企业所需采取的第一步，就是对企业当前的外包流程进行客观的评估。这种评估，可以是宏观上针对企业本身的全球外包战略，展开一次系统全面的检视，也可以是微观上针对最近中美互祭关税所带来的冲击，在具体对策上作出一番分析。不同企业所面临的具体情况自然会有所差异，不过，关于面对加征关税所构成的直接威胁和挑战时，企业在总体上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加以应对，这方面还是值得一提的。
有一些较为大型企业，把生产环节在全球多个国家都进行了外包，同时销售市场也较为广阔，那么，这类企业可以通过对内部供应链进行调整，减少中美两国之间的货物流动，从而实现降低整体成本，与加征关税所导致的成本增加相互抵消。
至于其他规模较小的企业，则需要认真对照《美国协调关税税则》（US Harmonised Tariff Schedule），为自身的产品进行一轮仔细的分析，看看是否可以将产品重新划分到无需征收关税的类别之中。同样，对于所进口的产品在加征关税范畴之内的中间商和分销商来说，将产品逐项对照税则分析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步骤，这样他们就可以向客户证明，成本增加的确是由于加征关税所造成的，从而名正言顺地上调产品价格（有时候还需要为提高产品价格与客户重新签订合同）。
上述是对微观层面上的应对措施的介绍，而在宏观层面上，我们可以听听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两位分析师基恩·弗里达（Gene Frieda）和张冠邦（Stephen Chang）的见解。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是一家位于洛杉矶附近的新港滩（Newport Beach）的大型固定收入投资管理公司。
“中国在近期之内会发生经济硬着陆或是爆发经济危机的风险很低”，两位分析师认为，“虽然中国的债务水平会继续提高，离债务上限又更近了一步，但是中国的手头还有很多工具可以运用，不管是在金融上还是在监管上，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政府稳定经济。”
“不过话虽如此，由于受到贸易战的影响，日常的运营惯例被打破，这必然会伴随着出现意外的风险。我们尤其关注的是汇率管理方面，因为汇率的变化有可能会对政府运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造成限制”，弗里达和张冠邦两位分析师指出。
由于不愿意让人民币贬值的缘故，中国目前并不想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方面是出于地缘政治上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不想让2015年8月央行下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让人民币贬值之后所出现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再次出现。
“不过，随着现在中国的债务清偿成本已经达到了月度信贷流动的七成之多，我们相信，降息已经成为了一个势在必行的举措”，两位分析师表示。
目前，中国广义货币（M2，指银行体系以外流通的现金，加上商业银行体系各种存款的总和）的供应量与外汇储备的比率，已经上升到了自2000年代初期以来的新高。
“除非中国的资本管制手段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力，否则，广义货币供应量与外汇储备比率的持续上升，就意味着外汇储备正在不断减少。而一旦外汇储备过少，就无法阻止中国的资本外流，也无法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就是，当广义货币供应量与外汇储备的比率攀升时，汇率发生剧烈波动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而这个比率的上升，通常都是由于GDP增速显著放缓而引起的。”
“我们认为，如果中国无法放松货币政策，以作为财政刺激措施的一项补充，那么中国就有可能会跌进上世纪90年代末时亚洲国家同样落入过的陷阱之中。为了避免人民币出现幅度更大、更剧烈的贬值，我们相信，中国有必要赶在各方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疑虑进一步加深之前，迅速稳定住自身的经济增长”，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两位分析师说道。
在微观层面上，富事高咨询的两位分析师何冶强和肯尼斯·冯为货主们所作的分析，虽然并不是什么能够立即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也已经着实属于较为合理的建议。而在宏观层面上，我们可以理解的是，在中国，由于当地政治环境上的“优势”使然，民众七嘴八舌的意见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基本上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相比之下，美国特朗普总统所面临的“劣势”则仿如四面楚歌，他无时无刻不面对着来自对立阵营媒体的口诛笔伐，以及国会和政府内部反对人士的狂轰滥炸。在这些群体当中，不少人一直在大肆宣扬特朗普的失败与错误，同时也在不断贬损他的成就。不过，即便是如此，特朗普所取得的成绩，从整体上来看还是比较亮眼的，市场表现较以往已经大为改善，而失业率也降到了新低。
如果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各自所拥有的“优势”和“劣势”，至此已经一目了然，高下立见，那么，在这种优势与劣势的背后，似乎正在悄然出现一场有趣的“逆转”------优势成为了阻碍，而劣势却转变为动力。让特朗普倍感烦恼的“劣势”，看来正在催促他不断进步，而反观习近平的“优势”，却似乎还没能够帮助他取得佳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