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有利可图，前景可待，摩擦不断
 欧盟已经越来越不甘于只当一个单纯的贸易集团，而是渐渐表现得更像是一个主权国家。现在，欧盟在与别国进行贸易谈判时，也开始寻求为贸易协议增加一些和时下“流行”的社会议题相关的附加条件。就正如去年加拿大总理访华时，原本希望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却又提出了许多诸如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附加条件，最终，不仅贸易协议没有达成，还导致中国取消了原定举行的中加联合记者会。可见这些附加条件的代价之高。
今天，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在于，欧盟是否会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market economy status）。但是，无论是否愿意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欧盟最好还是避免给中国设下该国不太可能会满足和遵循的条件，以免“栽”了与加拿大一样的“跟头”。在欧洲，希望能与中国发展建立起良好政治关系的一方，对于是否愿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就会给予肯定回答，而担忧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后会为欧洲经济带来损害的一方，则会给予否定回答。美国的观点和态度则与后者相一致。
不愿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一方，认为中国政府正在进一步加强原本势力已经十分强大的国有企业的角色和地位，这不但没有让中国的经济更加靠近自由市场的性质，反而促使其进一步远离。因此，愿意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一方，其实除了希求期盼通过亦步亦趋地与中国和睦共处，能够令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愿意在开明的共识和互利的原则下与他们分享利益之外，就再没有什么把握和底气了。
与中国关系的良好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欧盟所面临的风险大小。在产品贸易上，中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4,660亿欧元（约合5,777亿美元）。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同时也是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整体上来看，欧盟的贸易总额当中，有13%都是由中国所贡献的。
在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里，工业产品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重。欧盟自中国的进口当中，工业产品的占比高达98%，而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当中，工业产品占据的份额也有95%之多。而在同一时期之内，与中国的贸易总额超越欧盟的国家，就只有美国。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共计达到了6,980亿美元。
此外，在投资上，中国与欧盟的纽带也十分紧密，并且还在日益巩固。截至2013年底，欧盟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190亿欧元，相比三年前增加了50%，增势迅猛。而这在中国所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当中，仅仅占2%。
但是，中国在欧盟的投资，却只有区区的160亿欧元。这在欧盟所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还不足1%。香港地区的面积和规模与中国内地相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即使是香港地区在欧盟28个成员国内所作的投资总额，都依然达到了中国内地的三倍之多。
自从2012年，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国政府对于打击“外部势力渗透”的决心日益坚定。一些外部势力寻求透过进驻中国，并与中国国内的企业、机构或人员合作的方式，试图在中国推动他们所谓的“国内变革”（domestic change）。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威胁，因此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对。
中国政府在2014年发布的针对欧盟的国家政策白皮书当中，驳斥了西方国家所称的中国应当进行“政治改革”的言论，此外还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之上寻求欧盟的协助，并寄望到2016年其市场经济地位就能得到承认。但是在2016年，中国的希望破灭了。而直至今日，获授予市场经济地位，依然是中国最想从欧盟之处得到的数样东西之一。
对于欧盟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政府官员表示了不满，认为这是对中国企业的“不公、不义、不合理，以及歧视性”的对待，同时也是对已签订缔结的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的一种“逃避”行为。
尽管如此，对于反对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阵营的观点，以及他们所发出的负面影响的警告，欧洲人还是无法不产生共鸣。反对的一方表示，若是给予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就会寻求利用这个经济上的新优势，将现有对欧洲本已经相当大量的出口再进一步扩大，欧洲的贸易赤字也会因此而增加。毕竟，在中国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之后，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便再没有约束力能够对其加以限制。这种情况下，任何与欧洲站在同一立场的人，都会倾向于采取反对态度。
举个例子，中国可以为本地企业所生产的出口至欧洲的商品，在出口价格上设定一个更高的标准，这样就可以抵消一部分欧洲针对这些出口产品而征收的反倾销税。不过，即便如此，这些由中国企业在领取政府补贴之下制造出来的产品，依然能够打败欧洲本地的产品，在欧洲市场上大量充斥泛滥。
美国政府的欧洲政策智库指出，如果中国被授予市场经济地位，那么欧洲制造业产值的萎缩幅度，将有可能会达到GDP的1%至2%左右。这或许会使欧洲当地约170万至350万个工作岗位，面临淘汰的风险。
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阵营表示，中国政府在商业活动上的参与，已经达到了“干预”的程度，而这已经致使中国不再具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资格。他们指出，中国政府对于商业的干预行为，体现在以下一些情况之上：大多数在中国规模最大、最具策略性的企业，都是由中国政府所拥有的；而在这些大型企业里，重要的管理岗位都是由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所担任的；此外，国家级的融资都是通过国家银行，或者是国家拥有的商业银行来筹集资金的。
另一方面，目前，在中国仍是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从中国进口至欧盟的产品的反倾销税计算方法，是通过把中国制造的产品的出口价格，和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即替代国）里的价格对比，进而确定倾销幅度。因此，如果中国继续维持其非市场经济地位，那么欧盟在反倾销税的计算方法上，还是可以保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但是，如果中国被授予市场经济地位，那么自中国进口产品的欧盟国家，就会失去了他们原本在计算某类产品的公允价值（fair value）以确定倾销幅度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目前，中国仍然是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身份，因此，欧美进口国家可以使用替代国的成本数据来衡量中国的倾销幅度，不过一旦中国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这种计算方法就不再适用。
中国获得欧洲外交承认的历史，比欧盟的历史要悠久得多。中国首次获得欧洲外交上的承认是在1975年，那时，欧盟还没有成立，而只有由西欧九国所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EEC）。不过，这在当时已经打下了今日中国与欧洲关系发展的基础。后来，“欧洲经济共同体”更名为“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EC），并与中国签订了《中欧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EC-China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这是一份讲求实在的贸易协议，在中国制造的多个产品类别上，欧洲都给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most favoured nation，MFN）。
虽然，当欧共体在1994年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转变为欧盟（European Union，EU）之后，与中国所签订的经贸合作协议依然维持不变，但是，欧盟自身的性质却发生了改变，披上了一层类似主权国家的色彩。这时的欧盟，已经远远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集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赋予了欧盟一系列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愿景，但是其中的部分目标，即使是在欧盟内部，也已经被证明是存在争议的。
比如说欧盟的《社会宪章》（The Social Chapter），这里面包含了一些工作权利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规定。不过，正是在这些方面，英国选择了不参与，并与欧盟就设立“不参与条款”进行谈判。但是与此同时，欧盟寻求在成员国之间建立起一个拥有共同价值的联盟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不仅仅是追求经济上的便利，欧盟还热切希望能够跨越国界，在各成员国之间推崇普及同一套价值观。
在1995到2015年期间，加入欧盟的国家越来越多，其成员国的数目比1995年以前增加了15个，翻了超过一倍。不过，对于中国来说，自从1994年以后，和欧洲打交道的方式，却从一开始的仅仅聚焦于贸易和经济的简单直接，转变成为一种更加含蓄、隐晦而微妙的新“风格”。在中欧这段“新式”的关系当中，欧盟开始主张强调其一系列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也在今后逐渐成为了欧盟内部和外部的标志特征。
这种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姿态宣扬自己的价值观，表达“喜爱”和“不满”的做法，在往日的贸易集团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包括此前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不过现在，欧盟是由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决策机构------欧盟总部所领导的。这些决策者们有着宏大的愿景，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扮演一个类似于19世纪德意志帝国统一过程中的普鲁士王国（Prussia）的角色。
正如过去，在普鲁士王国的领导下，作为大不列颠王国和法兰西王国竞争对手的德意志帝国，想要追逐和模仿那个时代的风格和典范一样，今时今日，欧盟的“主宰者”，也在试图追赶和仿效这个时代里西方社会的一些领先的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国家的做法，同时也标榜着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所拥有的一切价值和态度。
或许，连欧盟的“主宰者”自己都没有发现，在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将欧洲统一成一个超级民族大国的同时，过去欧洲经济共同体作为一个单纯的贸易集团的时候能够成功实现的目标，现在在他们的治下，要达到同样的目标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为了展示他们所推崇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政府高层，与流亡的西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安排了一系列会面。这毫无必要地激起了中国的反弹，从整体上对于欧洲采取了报复性措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连没有参与会见达赖的国家也一并受到连累，这引起了这些国家的不满。
中国总是不遗余力地反对一切对该国的内部事务提出负面观点和意见的国家。中国认为，这是对本国内政的干涉。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对于任何支持和赞同在中国境内从政治上、社会上或是宗教上推行分离主义的国家，所采取的回应可谓是十分迅速的，并且无论在措辞上还是行动上都相当强硬。在香港、台湾和西藏议题上，中国对于其他国家对此议题的态度或评论的反应和处理方式，就是一个例子。
同样，如果是欧盟，或者是欧盟的某个成员国，做出了任何插手这类议题的行为，又或者被中国认为是想要在这些议题上“插一脚”，那么他们将会迎来中国的强烈反弹和对抗。
此外，在欧盟各个成员国的心里，对于中欧关系的看重程度，实际上也彼此存在着不同。因此，在面临中欧摩擦的局面时，欧盟各成员国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不一致。这样，相当于欧盟政府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所想要传达的真实信息，就因此被模糊了焦点。对于这种境况，那些期待欧盟能够变得更强大、更坚定的人，当看到欧盟内部各国在面对这类问题时的反应都无法做到统一，心里自然感到十分失望。
不过，这种失望的情绪，也仅限于那些想把欧洲发展成为像美国一样的“联邦国家”的群体。但是，欧盟各成员国不仅语言不同，各自的发展历史也大相径庭。也许，对欧盟来说，退回到往日那种虽然老旧但无疑更为成功的单纯贸易集团的角色，才是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起码在那时候，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对贸易集团这个角色，总是感到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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