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崛起 歐盟如何應對
 目前，歐洲的民粹主義正在日益抬頭，並且有不斷擴張的趨勢。而據稱，這其中既有來自於左翼的勢力，也有來自於右翼的勢力。不過，無論是“左”還是“右”，這些原本立場不同的人們，現在都集結到了一起，為求實現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反對如今這個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不受他們“待見”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
右翼人士當中以較為年長的納稅人居多，具體而言是中老年男人和他們的妻子------也就是傳統的家庭單元。他們不願意事事受到國家的監管和干預，希望能夠擺脫政府的控制。而左翼群體裡則大多數都是年輕人，尤其是單身女性。與右翼相反，他們將國家視作猶如他們的父母或是丈夫，認為國家理應為他們的衣食住行提供保障，應該負責“養活”他們。
民粹主義勢力的不斷擴張，未來很有可能將會重塑整個歐洲，並且還會改變和打破目前的供求關係平衡，從而為國際貿易帶來巨大的衝擊和深遠的影響。今後，一個日益“去監管化”（deregulation）的新時代將會來臨。儘管，現有的建制派官僚已經和私營企業巨頭和大財團實現了聯手，但是在這個新時代之下，他們的日子也不會好過，就連他們自己都已經預見到了這一點。不過，奉行右翼民粹主義，是絕對不會帶領社會走向光明未來的，相反還會使前景陷入更加黑暗的境地。
至於左翼民粹主義，即便他們能夠在選舉當中勝出，他們所取得的成功，或許也就是僅限於選舉本身而已。這是因為，無論是哪一派，不管他們在選舉之中取得了多麼高的票數，多麼耀眼的成績，在隨後上臺執政時，他們肯定會發現，民眾要求國家和政府提供的援助，規模是如此的驚人，而這樣龐大的需求仿佛就是一個無底洞，哪怕經濟表現再怎麼理想，也是無法滿足的。到了最後，為了滿足這部分人的需求，連另一部分納稅人向國家繳納的稅金也會被政府花光。國庫耗竭之後，嚴格的監管和沉重的賦稅，會損害生產要素和勞動積極性，這樣社會生產必定會陷入停頓。
英國人已經作出了選擇，全民公投決定要退出歐盟。而英國決心逃離歐盟的想法，很可能也是歐洲大陸上其他一些國家的念頭。事實上，歐洲有不少人認為，歐盟的“規矩”太多了，他們希望在發展的道路上可以少一些限制，多一些自由。二戰後的香港、德國和日本，就是極佳的例證。當時，由於實行“放任”政策的關係，這幾個國家在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上都實現了騰飛。
脫歐以後，英國的私營領域將有望重新迎來生機與活力。而在英吉利海峽的對岸，一個民粹主義開始盛行的歐洲大陸，當地的中小型企業為了今後在競爭時，能夠與英國企業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未來他們要求歐盟取消諸多監管限制和規則條框的呼聲，或許將會越來越高。
不過，這種局面勢必會為建制派官僚所譴責非難。這些官僚早就已經警告過，在一個去監管化的環境下，社會將會失去國家與政府的保護，而這樣的結果，就是商業大戰的爆發。然而，商業大戰將會有助於淘汰那些效率低下，但是卻受到官僚機構所保護的企業，最終有利於整個行業的發展。當然，在殘酷的商業戰爭下，一些“悲慘”故事的發生在所難免，可是，這樣的代價所換來的，將會是一個發展得更快更強勁的歐洲，同時對全世界的貿易也會帶來利好。
當前，歐盟的方針政策充斥著一股陰柔之氣，處處以關懷和分享為優先，強調資源的再分配，排斥和限制競爭，厭惡“決勝負”、“定輸贏”的想法。這對於歐盟的發展是一種掣肘和羈絆。未來，隨著歐洲逐漸擺脫這樣的“軟弱”做派，在這片大陸上或許將會出現一個類似於“讓歐洲再次偉大”這樣的充滿陽剛氣概的口號，就像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競選時的標語一樣。
總的來說，“左”“右”是有別的，甚至是相互對立。右翼的主張是追求自由，追求成長，而左翼的想法則是尋求平等，尋求庇護和安全。可是有時候，即便是這對立的雙方也會聯手，彙聚成龐大的群體，發動大規模騷亂，就正如法國的“黃背心”運動。這場騷亂最初是因為大眾對燃油價格持續高漲的不滿而起，可是卻反映出了法國城市精英分子，與無分“左”“右”的普通民眾之間所存在的巨大的鴻溝。
在2018年，為了表達對於油價持續上升以及對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政府調高燃油稅的不滿，法國有人在網上發起了一場請願活動，並得到了將近100萬個簽名支持，隨後，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便在全國範圍內爆發，且不滿的對象擴大到了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政府的稅收改革使大部分負擔落到了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身上。
參與“黃背心”運動的人，其立場跨度之大，涵蓋了整個政治光譜的兩端。一次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在抗議的人士當中，把選票投給了中間偏左的法國總統馬克龍的人，只是寥寥可數，然而，給極右或是極左派別候選人投票的人士，為數可是不少。
可以說，“黃背心”運動當中大多數的參與者，都是尋求擺脫沉重國家負擔的“陽剛硬朗”之人。公平地說一句，長達40年以來，女性“陰柔軟弱”的形象已經得到了太多的“照顧”與“呵護”，以至於這簡直像是一種對男性“堅定果敢”風格的歧視。而政府官僚機構裡恰恰是充斥著許多這種“溫吞”與“怯弱”的角色。
這個問題很少會被拿到檯面上來公開討論。與性別的有關的一切主張和言論，無論是什麼形式，統統都會被標簽為“仇恨言論”，並且有可能會招致重罰。這種標簽成功讓公眾的過激討論冷卻下來，可是與此同時，社會也在日益變得容不下意見觀點的多元化，能夠為人接受的聲音，只剩下了一種。
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個人僅僅是因為被其他人控訴有罪，也可能會真的變得有罪起來。因此，那些真正支持言論自由的人們，想打破和終結這個效率低下，而又充滿了各種監管規定和條條框框的官僚機構，那就不是什麼出人意表的事情了。在美國，打破各種繁瑣多餘的規則，切實提高效率，一直是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們的呼聲。而大西洋對岸的英國，在以現任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為首的一個對商業友好的政府的帶領下，則已經開始著手擺脫歐盟的控制了。現在，不管是大西洋西岸的美國，還是東岸的英國，國家政府在放鬆監管減少干預上，都有著大致相同的看法。而類似的趨勢未來在歐洲大陸也有望不斷擴大。
其實，像馬克思主義者一般，習慣性地將資產階級的商業利益與勞動階層對立起來，認為商業利益與勞動者之間就必然存在著衝突，這並不太正確。而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這在一方面，是一場“大企業”（big business）和“大政府”（big government）之間的“戰爭”，而在另一方面，也是一場普通納稅人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戰爭”。在美國，這又被稱為是代表企業巨頭和大財團的“華爾街”（Wall Street）和代表草根老百姓的城鎮“商業街”（譯注：Main Street，美國許多城市或鄉村，尤其是小城鎮，往往會有一條主要的零售商業街，是當地人的購物和社交中心）之間的衝突。實際上，這是自由與管制之間的衝突，是渴望放任發展，和希望加強干預之間的衝突，是“左”和“右”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說到此，有些人甚至可能追憶起裡根（Ronald Reagan）擔任美國總統，而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擔任英國首相的時代。當時，英美兩國政府暗下裡達成了共識，決心要終結與對立陣營蘇聯之間的冷戰。
如今，像過去那樣“硬核”的冷戰已經不復存在，但是一場新的“不太冷”的對峙，也可以稱作是文化上的戰爭，卻已經持續了40年之久。諷刺的是，在這場新的對立衝突裡，你會發現，大企業並不是站在人們所普遍認為的支持放鬆限制的一方，反而是站在了支持政府不斷收緊監管，加強控制的那一方，比方說環保上的限制與規定。企業巨頭與政府出資支持的環保遊說團體之間的這種“聯盟”，看似有違常理，可是，這兩者其實有著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抬高企業的守法成本。而一旦守法成本飆升，規模較小的企業勢必會難以承受。
中小型企業距離破產倒閉常常就只有一步之遙。他們難以獲得銀行的貸款，因為在銀行眼裡，中小企的經營風險高，哪怕肯向他們授予貸款，貸款的條件也會十分苛刻，對他們不利。如果再加上政府收緊監管規定，提高守法成本，那麼中小企就的生存環境就必然會變得更加惡劣。而他們一旦倒閉，原先他們所佔有的市場份額，就等於拱手讓給了業內的企業巨頭。作為例證，在航運業內，我們就已經看到，一些大型航運企業竟然聯合起來，呼籲聯合國收緊環保上的相關規定，或者是堅持要求銀行只給那些實行了碳排放減少計劃，甚至是完全實現零排放的企業發放貸款。
環保規定的最大支持者，反倒是那些最為遠離鄉村、遠離自然的富裕精英階層，而不是農民、漁民、牧民、礦工等這些“靠山靠海吃飯”的草根階層。在這些最貼近自然，依賴自然為生的人們眼裡，自然界是可供開採利用的資源，而並非僅僅是鄉村田園風景區，予以適當的保護是可以的，但不能過度保護。
在英國，隨著國會裡的疑歐情緒以及不滿和抱怨的聲音不斷加大，時任保守黨黨魁兼英國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為了兌現2015年英國大選時的承諾，決定提早在2016年舉行決定英國是否繼續留在歐盟的全民公投。雖然，卡梅倫本身屬支持留歐的一派，主張“英國留歐更強大”（Britain Stronger in Europe），而這個口號後來也成為了留歐派競選組織的官方名稱。
英國脫歐的經歷，與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的過程頗有幾分相似。當時，來自媒體、學術圈子和政府官員鋪天蓋地的宣傳報道，都一面倒地認為留歐派必定會取得最終勝利，而任何與此相反的觀點意見，都會遭到這些陣營的大肆嘲諷。然而，最後的結果卻是，更多的民眾選擇將選票投給了脫歐派。事實上，恐懼才是驅使留歐派想要讓英國留在歐盟的真正動力，而英國國內也將留歐派的言論和宣傳，稱作是在“玩恐嚇”（Project Fear）。無論是包括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在內的金融業，還是包括財政部官員在內的政府，都是留歐派的支持者。他們預言，如果民眾投票讓英國離開歐盟，那麼後果將會不堪設想，形如“天塌”。可是，當52%的多數民眾真的把票投給了脫歐以後，“天”不僅沒有“塌”，在脫歐公投結果出爐的數周之後，英國的經濟形勢甚至比歐洲其他所有國家都更加欣欣向榮。相反，作為歐盟領頭羊的德國，在經濟上則不斷地走下坡路。
在卡梅倫辭職之後，特蕾莎·梅（Theresa May）接任了保守黨黨魁及英國首相的位置。特蕾莎·梅實際上屬留歐派，可是卻主持著英國的脫歐大局。新的內閣在帶領英國脫歐之上缺乏堅定的決心與動力，再加上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國會，特蕾莎·梅為了加強對英國脫歐談判的掌控，尋求解散國會提前大選，並且得到了下議院的高票數通過。本來，根據英國的“定期國會法”（Fixed Term Parliaments Act），首相失去了動用皇家特權解散國會提前改選的權力，國會在五年任期屆滿大選之前才能解散，而不得另行解散，除非是下議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票同意，才允許解散國會提前大選。
此前，民意調查顯示，特蕾莎·梅的支持率大幅領先，這也是她決定作出這一“豪賭”的原因。而留歐派或許暗地裡希望，這個在脫歐問題上不夠堅決的政府，假使能夠一直在位的話，脫歐的方案便一直得不到通過，那麼英國就可以一直留在歐盟。
然而，本次提前大選最終證明特蕾莎·梅是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事與願違，特蕾莎·梅爆冷落敗，大選後其地位變得更加脆弱。更多的脫歐派獲得議席，擠掉了留歐派的位置。
所以，如今英國的問題已經不再是“留歐”還是“脫歐”，而是變成了將會如何脫歐，是“軟脫歐”，還是“軟脫歐”。今後，英國究竟是會與歐盟簽訂協議，還是將按照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則來與歐盟國家進行貿易，目前仍然不得而知。但是，無論英國與歐盟是成功達成協議“軟脫歐”，還是無協議“硬脫歐”，英國都會在2021年1月1日正式脫離歐盟。
而肯定的是，脫歐之後的英國將需要變得比過去更加有競爭力才行。雖然，脫歐眼下會帶來不少麻煩與痛苦，但是在未來，英國的發展形勢將有望變得越發蓬勃和繁榮。而假如事實的確如此，那麼這種現象將會在歐洲大陸上激發更多國家走上與英國相同的道路------要麼尋求擺脫歐盟這個官僚體系的諸多控制，要麼甚至直接尋求脫離歐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