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主如何在中美貿易戰中生存
 在1805年的特拉法爾加海戰（Battle of Trafalgar）爆發之前，法國與英國就已經在海上發生過數次小規模的戰爭。而正如特拉法爾加海戰的爆發一樣，中美貿易戰也是中國與美國雙方的矛盾緩慢積累並激化的結果。一場戰爭是絕少會在波瀾不驚、毫無徵兆的情況下突然爆發的。
對於中美貿易戰，能夠結合經濟與社會的“氣候環境”和“風向變化”，以及對立雙方各自的條件狀態和所扮演的“善”“惡”角色來看待，並真正理解潛藏在事態發展背後的道理的人，可謂少之又少。相反，有太多的人以為，中美貿易戰就好比只是兩個小學生在泥巴裡打架摔跤，並且急需一個像老師一樣的角色出面調停解決，把兩個孩子拉開。
大部分人都忘記了，貿易談判本身實際上就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唯有雙方達成貿易協議，才能夠讓這場“戰爭”停止。而嘗試看清弄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這兩大“世界巨頭”，如何“運籌帷幄”、“調兵遣將”，又怎樣掩蓋各自的短板和弱點，這對於理解中美兩國談判的戰術和策略是很關鍵的。
而對於從事中美貿易的貨主和航運業來說，更重要的是，只有看清楚形勢，才能夠在中美貿易戰的風雨飄搖之中保全自身，盡可能多地避免在“神仙打架”時遭受牽連拖累。
根據總部在美國華盛頓的商業諮詢公司------富事高諮詢（FTI Consulting）的兩位分析師何冶強（Bill He）和肯尼斯·馮（Kenneth Fung）介紹，近來，商業環境由於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而變得不穩定，而在應對這種不明朗的氣氛和狀態時，有一系列的因素是企業需要納入考慮的。
兩位分析師介紹，針對美國提高中國商品關稅的做法，中國的回應和反擊措施同樣也是提高美國商品的關稅，此外還建立了一份“不可靠實體清單”（unreliable entities list），未來會將特定的美國企業列入該清單。此舉可以視為中美貿易戰的進一步升級。這段時期，中美兩國的關係愈發變得波詭雲譎，難以預知，這為中美兩國的供應鏈所帶來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此外，由於有許多商業模式都是針對一個多和諧、少摩擦、貨物和資金流動順暢無虞的世界而設計出來的，對於像中美貿易戰所導致的這般顛簸震盪毫無防備，因此壓力也陡增。
現在，中美貿易戰的緊張局勢升級，毫不留情地向商界甩出了一系列問題：這樣的事態發展對於企業而言具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哪個行業或是哪種業務，才是貿易戰風暴之下最為脆弱的板塊？
正如當前的形勢所見，意料之外的變化，不管是經濟、政治還是監管上的改變，總是會成為對業界的一次考驗。何冶強和肯尼斯·馮兩位分析師指出，如果有哪些企業的商業模式靈活性低，無法及時變通，或是在資金供應上存在薄弱的環節，這個時候就很容易暴露出來。美國計劃把對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稅率從10%提高到25%，並且威脅未來還將繼續擴大加征關稅的商品範圍。這對於受影響商品的中國生產商，尤其是那些主要面向美國銷售的生產商來說，所造成的壓力是非常巨大的。
與此同時，對於那些大部分商品都是從中國採購，而偏偏所採購的商品此時又落入了被加征關稅範圍的美國企業來說，關稅的大幅提高於他們而言同樣是一記重大的打擊。10%與25%的關稅稅率差別，有時候就是企業生死存亡的關鍵所在，因為加征關稅就相當於直接從企業手裡奪走了利潤。“在許多受影響的企業看來，如何抵受住去年首次加征關稅時的10%稅率，已經向他們提出了十分嚴峻的挑戰，如果今後還要多加征15%的稅率，那麼他們就未必有足夠的空間可以承受”，兩位分析師說道。
面對著貿易戰所造成的營商環境和條件的惡化，這些脆弱的企業及其利益相關方應該如何應對？這其中還是有一些辦法可循的。對於中國一方的供應商來說，在某些情況下，25%的關稅稅率足以對企業能否存續構成重大風險。而至於企業具體會不會關張倒閉，則主要取決於其流動性以及現金流。如果關稅稅率一舉提高到25%，那麼留給企業反應和思考對策的時間也許根本不夠。
兩位分析師指出，這並不是誇誇其談，尤其是對於那些在“完稅後交貨”（delivery duty paid，DDP）條款下對美國出口的中國供應商而言，更是如此。“完稅後交貨”意味著賣方必須承擔將貨物運至指定目的地的一切風險和費用，包括辦理清關手續時在目的地應交納的任何稅費。站在公司管理層面的角度來看，單單是處理好關稅類別和稅率的變化，對於企業的日常運營來說都是一項艱巨的挑戰，更不用說評估稅率變化為企業所帶來的衝擊，並以此為基礎商討擬定出應對策略，這其中所耗費的大量時間和精力更是驚人。
此外，對於在受影響的企業當中持有股份，或是存在相關利益的資金提供方來說，一旦關稅提高並影響到企業的運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即便想要獲取足夠的信息來對現狀進行衡量判斷，也異常困難，透明度十分低下。然而，就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留給這些資金提供方作出下一步投資決定的時間，通常也都較為緊迫，但是他們所承受的風險同時也是相當巨大的。
如果出現這種情形，中國一方的生產商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有幾項，包括：在企業本身的所有客戶當中，有多少客戶關係會因為受到加征關稅的影響而面臨風險？與客戶所簽訂的具體合同條款如何？客戶最快在多久時間內就會另尋和轉投別的供應商？企業本身能不能從中國以外的國家尋找到別的供應商夥伴，並以一個採購中間商的角色，繼續維持與當前美國客戶的關係？如果可以，這家供應商夥伴所生產的產品，質量能否達到客戶的要求？而如果損失美國客戶已經是無法避免的事情，那麼，是否還有別的目標客戶可以作為企業新的銷售對象，以此作為對丟失美國客戶的彌補？
何冶強和肯尼斯·馮兩位分析師指出，在如此緊急的情形下，要問對該問的問題，又要制定出可行的應對方案，這就對相關人員在財務和行業知識上所擁有的專業程度，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所制定的對策，必須既能夠滿足短期現金流的需求，又可以穩定長期業務發展的前景，並且還需要保護和照顧到股東或是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利益。通常情況下，為了在這些不同的目標與需求之間取得平衡，一個最為理想的解決方案會對各種不同的策略加以運用。
除此之外，貨主還需要反問自己，吸收了貿易戰的經驗教訓，今後企業在供應鏈和生產外包策略上應該要作出怎樣的改變？譬如，當前正受到各方熱議的把生產環節遷出中國的做法，對於自身而言，是不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
雖然，上述微觀層面上的風險，在某些企業眼裡也許的確非常值得關注和重視，但是從宏觀層面上來看，企業總體上並沒有什麼值得擔憂懼怕地方。儘管，貿易戰和關稅的提高為商界帶來了不穩定因素，不過歸根結底，全球各地的企業對於中國供應商的需求，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大，這是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都不會改變的事實。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也沒有任何一個由多個國家組成的群體，擁有足以與中國在廣度和深度上相媲美的生產能力。兩位分析師認為，中國在製造業上所具有的優勢，並不僅僅在於某個單一的方面，而是基礎設施與人力資源的結合，並且，這種優勢是中國數十年以來，各方面綜合發展的產物。
“誠然，有一些國家在某些特定領域內已經發展出了較高的專業水平，比如，在服裝鞋履製造業上，越南是領頭羊，而在小型電子產品製造業上，馬來西亞則是佼佼者。不過，就生產能力和價格而言，在全球範圍內，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與中國匹敵”，何冶強和肯尼斯·馮兩位分析師說道。
來自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也證實了兩位分析師的說法。世界銀行對全球各國的製造業附加值進行了調查統計，而各國之間數據的相互對比，充分凸顯了中國現有生產能力的體量之大。
2017年，中國的製造業附加值總計大於3.5萬億美元，遠遠超過了位列第二的美國，而印度、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和越南更是相形見拙。儘管，這幾個東南亞國家常常被認為是除了中國以外的生產外包目的國首選，可是與中國比較起來依然是望塵莫及。
“目前，這些東南亞國家的生產能力與中國相比，仍然存在著非常顯著的差距。把這些國家的製造業附加值加在一起，即便是只需達到中國的25%，那麼他們的生產能力總和，也必須要在目前的基礎上翻一番，才能夠達成這個目標。而在短時間內，想要實現總生產能力翻一番這樣的巨大轉變，是極其困難的”，兩位分析師說道。
“即使是加征25%的關稅，也難以改變和動搖目前這樣的現狀。雖然，如此高的關稅稅率必定會對某些企業和業務造成深遠的影響（比如上述所列舉的一些極端情形），但是，哪怕是在上調了關稅的情況下，中國的生產成本、能力和利潤的優勢，在很大程度上來說依然是極強的。”
何冶強和肯尼斯·馮兩位分析師還引述了上海美國商會（AmCham Shanghai）和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所進行的一項調查。調查顯示，儘管最近中美兩國貿易戰的緊張態勢有所升級，可是，在那些把生產環節外包到中國的美國企業當中，依然有大約六成的企業，甚至都沒有考慮過把生產環節遷移到中國以外的地方。而剩下40%的企業，即便他們正在考慮把生產設施移出中國，但是這樣的探索和嘗試，未來必然不會是一條平坦的通途。
要把生產外包的工作做好，就需要在外包目的國當地的市場和文化上，進行活躍而多樣化的探索，而這些市場和文化對於許多外國企業高層來說都是十分陌生的。在外包目的國，並非所有的生產商都靠得住，而產品質量與價格也未必都會成正比。一般來說，想要把生產環節外包到別的國家，最好是聘請一個外包目的國當地的市場專家，充當外包企業和外包目的國之間的文化和溝通橋樑，讓這位專家具體細緻地瞭解企業的需求，並且在當地嚴格篩選供應商。此外，還要對當地有潛質成為合作夥伴的生產商，進行充分徹底的盡職調查，安排開展試生產，並對產品質量進行評估，並且要在已經篩選出來的符合條件的供應商之間進行競標，這些都是生產外包戰略當中的關鍵環節。
對於選擇將生產環節外包到多個國家的企業而言，中美貿易戰很可能會成為一個障礙。貿易戰帶來了不明朗因素，增加了不確定性，這使得外包過程中的謀略和效率顯得愈發重要。
在應對貿易戰時，外包企業所需採取的第一步，就是對企業當前的外包流程進行客觀的評估。這種評估，可以是宏觀上針對企業本身的全球外包戰略，展開一次系統全面的檢視，也可以是微觀上針對最近中美互祭關稅所帶來的衝擊，在具體對策上作出一番分析。不同企業所面臨的具體情況自然會有所差異，不過，關於面對加征關稅所構成的直接威脅和挑戰時，企業在總體上應當採取怎樣的措施來加以應對，這方面還是值得一提的。
有一些較為大型企業，把生產環節在全球多個國家都進行了外包，同時銷售市場也較為廣闊，那麼，這類企業可以通過對內部供應鏈進行調整，減少中美兩國之間的貨物流動，從而實現降低整體成本，與加征關稅所導致的成本增加相互抵消。
至於其他規模較小的企業，則需要認真對照《美國協調關稅稅則》（US Harmonised Tariff Schedule），為自身的產品進行一輪仔細的分析，看看是否可以將產品重新劃分到無需徵收關稅的類別之中。同樣，對於所進口的產品在加征關稅範疇之內的中間商和分銷商來說，將產品逐項對照稅則分析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步驟，這樣他們就可以向客戶證明，成本增加的確是由於加征關稅所造成的，從而名正言順地上調產品價格（有時候還需要為提高產品價格與客戶重新簽訂合同）。
上述是對微觀層面上的應對措施的介紹，而在宏觀層面上，我們可以聽聽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兩位分析師基恩·弗裡達（Gene Frieda）和張冠邦（Stephen Chang）的見解。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是一家位於洛杉磯附近的新港灘（Newport Beach）的大型固定收入投資管理公司。
“中國在近期之內會發生經濟硬著陸或是爆發經濟危機的風險很低”，兩位分析師認為，“雖然中國的債務水平會繼續提高，離債務上限又更近了一步，但是中國的手頭還有很多工具可以運用，不管是在金融上還是在監管上，這些工具可以幫助政府穩定經濟。”
“不過話雖如此，由於受到貿易戰的影響，日常的運營慣例被打破，這必然會伴隨著出現意外的風險。我們尤其關注的是匯率管理方面，因為匯率的變化有可能會對政府運用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造成限制”，弗裡達和張冠邦兩位分析師指出。
由於不願意讓人民幣貶值的緣故，中國目前並不想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這一方面是出於地緣政治上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不想讓2015年8月央行下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讓人民幣貶值之後所出現的一系列負面效應再次出現。
“不過，隨著現在中國的債務清償成本已經達到了月度信貸流動的七成之多，我們相信，降息已經成為了一個勢在必行的舉措”，兩位分析師表示。
目前，中國廣義貨幣（M2，指銀行體系以外流通的現金，加上商業銀行體系各種存款的總和）的供應量與外匯儲備的比率，已經上升到了自2000年代初期以來的新高。
“除非中國的資本管制手段具有強有力的約束力，否則，廣義貨幣供應量與外匯儲備比率的持續上升，就意味著外匯儲備正在不斷減少。而一旦外匯儲備過少，就無法阻止中國的資本外流，也無法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就是，當廣義貨幣供應量與外匯儲備的比率攀升時，匯率發生劇烈波動的風險也會大大增加。而這個比率的上升，通常都是由於GDP增速顯著放緩而引起的。”
“我們認為，如果中國無法放鬆貨幣政策，以作為財政刺激措施的一項補充，那麼中國就有可能會跌進上世紀90年代末時亞洲國家同樣落入過的陷阱之中。為了避免人民幣出現幅度更大、更劇烈的貶值，我們相信，中國有必要趕在各方對於中國經濟長期發展趨勢的疑慮進一步加深之前，迅速穩定住自身的經濟增長”，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兩位分析師說道。
在微觀層面上，富事高諮詢的兩位分析師何冶強和肯尼斯·馮為貨主們所作的分析，雖然並不是什麼能夠立即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但是也已經著實屬較為合理的建議。而在宏觀層面上，我們可以理解的是，在中國，由於當地政治環境上的“優勢”使然，民眾七嘴八舌的意見對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基本上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然而，相比之下，美國特朗普總統所面臨的“劣勢”則仿如四面楚歌，他無時無刻不面對著來自對立陣營媒體的口誅筆伐，以及國會和政府內部反對人士的狂轟濫炸。在這些群體當中，不少人一直在大肆宣揚特朗普的失敗與錯誤，同時也在不斷貶損他的成就。不過，即便是如此，特朗普所取得的成績，從整體上來看還是比較亮眼的，市場表現較以往已經大為改善，而失業率也降到了新低。
如果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各自所擁有的“優勢”和“劣勢”，至此已經一目了然，高下立見，那麼，在這種優勢與劣勢的背後，似乎正在悄然出現一場有趣的“逆轉”------優勢成為了阻礙，而劣勢卻轉變為動力。讓特朗普倍感煩惱的“劣勢”，看來正在催促他不斷進步，而反觀習近平的“優勢”，卻似乎還沒能夠幫助他取得佳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