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领导层影响未来两国经贸关系
 中美两国诞生了两位截然不同，但是却拥有着同样的坚定决心和强硬态度的领导人------一位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另一位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而习近平和特朗普作为各自国家的现任领导人，与他们的前任相比，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公平地来说，本次中美贸易战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首先挑起的。虽然，中国在贸易战爆发之前所推行的一些措施，及其行为与态度等，已经被外界认为是锋芒小露。比如“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以及不承认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庭在南海仲裁案中的“判决”，坚持宣称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并且在岛上部署军事设施等做法。
而另一边厢的特朗普，则是决心不理会来自华尔街商界的支持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声音，以及维护中美贸易日益繁荣的增长局面的意愿，坚持要向中美贸易里长期存在的失衡“顽疾”开刀。
虽然这只是特朗普迎合其支持者的做法，并且也受到美国国内媒体以及特朗普本身所属的共和党内部“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指共和党中掌握权力的高层）的指责，指其是在实行“保护主义”，但是，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特朗普却坚持强调遵从“互惠互利”的原则。
《日本经济新闻》旗下的《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刊登了一篇名为《想要弄懂中美贸易战？请回顾1784年》的文章。而文章在分析中美两国贸易战的起因时，将问题的根源追溯到了美国革命战争（American Revolution）之后，美利坚共和国的雏形刚刚形成的时期。
当然，美国已经不是第一个与中国在贸易上起纷争的国家了。首个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是英国。
即便是到了今天，中方与西方各自所秉承的原则，与过去相比依然没变。中国在贸易政策上的原则，就是除非得到法律的批准，否则一切行为都是不予允许的。而西方世界则正好与之相反，除非法律明令禁止，否则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
在这种原则的作用之下，古时的中国只准许出口茶叶，而茶叶的种植在当时是属于一项“国家机密”。同时，中国还准许出口丝绸，不过丝线的来源------蚕虫，以及丝绸的具体制造方法，也是属于一项禁止出口的技术。另外，在18和19世纪时，中国的家具在欧洲和美国的销程也是相当的畅旺。不过，作为贸易交换，当时的中国仅仅愿意接受白银。
这种做法引发了全球白银的失衡，而中国自然是拥有大量白银的一方。最后，西方世界的贸易商终于找到了一种能像白银一样，令中国愿意接受的商品。然而，这种商品却是无法光明正大地销售的物品，这就是鸦片。
这最终导致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在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政府准许在全国各地开辟通商口岸（treaty ports）。而除了将整个香港地区割让给英国之外，一些主要大型口岸城市的市区地带，连同这些口岸沿岸长1至2英里，深度1/4英里的水域，也沦为了外国列强的租界，其中最大租界就是位于上海。这些租界由外国列强实施自治管理，有独立的行政和司法体系。而在这些租界里，列强便是在各自的法律下，通过这些通商口岸买卖货物。
所有这些租界都是位于港口沿岸，以“外滩”（bund）为中心。“外滩”的英文“bund”是一个波斯词语，意思是市区的堤防。除了最大的上海“外滩”，另外一个中型大小的租界区“外滩”便是位于武汉，当时名为“汉口”。而汉口作为该租界区的名字，一直保留至今。
地处于长江中游的汉口口岸租界区，被大大小小地划分成了多个面积从40至150亩不等的区域。其中英国所占的区域是最大的，而俄罗斯则是最小的，其余的区域分别被德国、法国和日本所瓜分。美国虽然也经常利用这些通商口岸买卖货物，但是自己却并没有占领任何租界区。不过，美国有从其他国家手里获得土地，并且在租界区里占据着一部分条件最为优良的建筑。
然而，随着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外国列强的仇恨情绪日益高涨，大规模的示威暴动一浪接一浪。因此，在1920和30年代，一些不太活跃的通商口岸已经被迫关闭。而到了1940年代，仍然在运作的租界区就只剩下法国和日本租界。这是因为，租界区的占领国日本，与当时在二战中占领了法国北部的纳粹德国成为了盟友。而通过与纳粹德国控制的位于法国南部的维希政府（Vichy France）签订合作条约，法国则被允许在日本的保护下管理其殖民地。
后来，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诞生，把这些外国列强全部清扫出了国门，可是也揭开中国闭关自守、与世界隔绝开来的序幕。直到1980年代，中国国家主席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才迎来了长达30余年繁荣昌盛，GDP急剧增长，发展速度让世界瞠目结舌的时代。
在西方国家的眼里，此时的中国在做法和态度上，似乎终于有向着其他的合作国家靠拢的意思了，而这是一个备受西方国家喜闻乐见的趋势。这样的发展进程，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顶点。加入世贸以后，中国在接下来的十年内，GDP增速进一步加快，达到了两位数之高。
不过，《日经亚洲评论》的文章里也提到：“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个观点，并且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那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的开端。从大规模的失业，到本国制造业基础遭受灾难性的打击，这些都为美国的经济带来了问题。因此，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动机起了疑心，并且对中国暗中感到忧虑，同时也将其视为地缘政治上的一个企图争夺世界主导权的危险对手。”
对此，中国无疑是表示反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院长谢伏瞻对这种意见进行了反驳：“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怀疑，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中国的不了解，而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某些国家只着眼于扩大自己的利益。”
但是话虽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几乎所有原本在发达国家本土制造的产品，如今都已经转为由中国生产，不仅是在美国，在欧洲也是如此。而随着中国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中国所制造的产品的定价，甚至都超出了发达国家所能承受的范围，以至于现在有越来越多产品的生产环节，从中国迁移到了更远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沃尔玛（Wal-Mart）等一些美国企业为了追求更低廉的劳动成本，便将低端消费类产品的生产设施，从中国沿海迁入了内陆地区，或者是迁移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如柬埔寨、缅甸和印尼等。世贸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按照规定可以享受世贸组织的优惠安排，然而随着其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就不适宜再继续享受这些优惠待遇。中国最初加入世贸组织时是可以享受优惠待遇的。然而有些人声称，由于GDP的飞速增长为中国带来了许多红利，因此，即使该国已经不再适宜享受这些优惠待遇，中国仍然是不会愿意主动放弃这些待遇的。
总体来说，这样的发展进程既带来了益处，也伴随着缺陷。随着世界贸易的繁荣发展，全球的贫穷人口得以大大减少，而这种局面让世界各国人民都感到欢欣鼓舞。无论是在印度，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ub-Saharan Africa），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升。今天，这些原本十分贫困落后的地区也建起了集装箱码头。能够设立码头，就代表着当地有了足够的货物运输量，而有了稳定的货物流，则显示出当地居民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商品购买能力。
如今，中国还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在打造更大的供应链网络的同时，也填补了现有供应链网络上的漏洞。不仅能促进进口贸易的增长，还为本地制造企业打入全球或是地区市场创造了更多的商机。另外，随着智能手机在世界各地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带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商品的网上销售和货物的运输送递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刺激和增长。总而言之，虽然对于目前世界的发展形势，喜欢挑刺新闻媒体每每都要从鸡蛋里挑骨头，但是实际上，许多由发展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和积极好处都被他们忽略了。
然而，尽管如此，在美国和欧洲也还是有许多人------尽管都只是一些市井小民而并非什么重要的大人物------认为在本国制造业外包以及岗位外流的过程中，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并且意欲阻止和扭转这种发展潮流。在制造业当中，有许多工作岗位都是只需要低技能，甚至是无需技能的职位。而在美国，低技能和无技能的人，同时还面临着来自美国国境以南的拉丁美洲非法移民的竞争。
美国国内在政治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谈及移民问题时，内部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左派人士里，有一部分人担忧工资低廉的移民会进一步压缩本国工人的薪酬水平，不过也有一部分人觉得，移民能够作为左派的“新鲜血液”，帮助壮大左翼的势力，以与他们的宿敌右派相抗衡。
而同样，右派在面对移民问题时，内部也是一样的分裂。根据一部分人的意见，廉价劳动力的涌入是一个可以降低雇佣成本的好机会。但另外一部分人则忧虑，移民的涌入将会影响和改变美国文化原有的特点，这是对美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威胁。此外，他们还认为，这些移民可能会扩大左派的影响力，从而造成税收提高和自由市场收缩。
毕竟，在1846年美墨战争（American-Mexican War）爆发之前，美国的加州（California）、得克萨斯州（Texas）、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和阿里桑那州（Arizona），都曾经是墨西哥的领土。而今天，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不断地涌入美国，已经在美国形成了一个个封闭而排外的社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社区未来或许将会对当地在工作上以及在政府中所使用的语言产生影响，使英语转变为西班牙语。甚至终有一天，这些移民还有可能会寻求让这些原本属于墨西哥而被夺走的土地，与他们的祖国“团圆”。
如今，美国的左翼党派已经抛弃了他们传统上的核心支持者------工薪阶层。他们将本国的工薪阶层群体划归为“享有特权的白人”（"privileged whites"），甚至是更为恶劣的“有害的白人男性”（"toxic white males"）一类。现在，有一些归属于左翼党派的人士，在外人看来甚至可能会以为他们是与华尔街那些屹立不倒的大亨同属一类的右翼分子。他们支持保护性更强的监管措施，支持更严格的规定和条例，而对于遵守规定和符合条例所引起的成本提高，他们并不在乎，同时，他们也支持那些会打消中小企业积极性的严厉罚款。要知道，这些与华尔街的巨擘们站在对立面、代表着小城镇“商业街”（Main Street，指小城市或村镇里商店和零售商聚集的商业中心区，与“华尔街”相对）的中小企业，是华尔街的巨头们合并和收购时的“猎物”。而通过并购这些中小企，华尔街的大型企业便能够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
右翼党派支持的则是无约束、无限制的自由市场原则，他们认为这才是正确的发展路向。而对于工薪阶层的失业者日益增加，他们提出解决方案是：再培训、再教育。然而，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要求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在数量上是否足以填补工薪阶层失业群体的就业缺口。其次，他们也没有考虑到，这些低技能甚至是无技能的工人，是否拥有足够的能力去学习新技能。很久以前，美国军方就已经开始采用智商测试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入伍服役的资格，并且发现，有10%的男性并不具备成为一名军人所要求的足够智力，哪怕只是担任军阶最低的职位。因此，不难想象，在当下这样一个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也许有10%的人口在寻找一份仅能糊口的工作时，也会遭遇异同寻常的艰难。
现在，美国的左派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来自于工薪阶层群体的拥护。目前，支撑和维持着左派运转的主要是知识分子，以及正在不断萌芽壮大的新兴上流阶层，如记者、无政府组织工作者、学术圈人士、公务员等等。这些人士对于向移民敞开大门倒是十分欢迎，因为移民的涌入就意味着价格低廉、能够让他们负担得起的家庭佣工数量增加了。
虽然，西方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这些国家本土制造业的衰微凋亡，以及移民的不断涌入，才是当地民众首要关心的议题，但是媒体、学术圈和政府官僚，却似乎更倾向于支持一些会增加公营领域工作岗位的规定，然而公营领域的工作机会基本上是不会受到市场的影响和冲击的。此外，他们也更关注全球暖化的问题，尽管在民意调查里，这个议题受民众关注的程度非常低，近乎于无人关心。
这样，虽然从政策上来看，左右两翼政党无疑是存在着显著分歧的，但是在实际上，该两党的差别也并没有很大。因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除了在发表竞选演讲的时候表演一番激昂慷慨之外，都没有展现出太多要在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的决心和意愿。而两党各自的选民，却一直渴望着自己所支持的党派，能够真真正正地为他们办些实事。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最终导致了民粹主义的蔓延扩张，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种出人意表事件的发生。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这样的局面使得左派和右派的支持者，少有地达成了一致意见，而一些家庭里原本政见不同的成员，比如右翼的父亲和左翼的儿子，也变得团结起来。现在，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支持者都相信，制造业是能够留在美国本土的，只要人们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行，并且不管这种努力存在着多么大的不足，也还是值得尝试一番的。这些曾经彼此敌视的左右两派支持者，现在也一致认为收紧移民政策是相当必要的，因为这些移民似乎更愿意为自己土生土长的祖国做贡献，而并非美国。
另一方面，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支持者也都同意，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起码在最低程度上要满足“互惠互利”的原则。既然中国的产品能够在美国销售，那么美国的产品也应该被允许进入中国市场。此外，他们还认为贸易协议应该要透明公开。
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这对于民粹主义势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是，这股显然是由左右两派的支持者联手结盟而形成的民粹主义力量，其势力在未来也许还会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至少也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直到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客们，在这些市井小民所真正关心的问题上切切实实地采取了行动。而即便是激怒了民主共和两党的高层，这些民粹主义势力的头领和他们的支持者也不会善罢甘休。
或许，未来中美两国双方在贸易上都能够作出妥协让步。这样，一方的繁荣昌盛，就不会以另一方的衰退萧条为代价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