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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哈裏斯組合若勝出大選 貿易及航運業監管未來或會再收緊

假如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民主黨候選人喬·拜登(Joe Biden)與其競選搭檔卡瑪拉·哈裏斯(Kamala Harris)最終會在競選當中勝出的話,那麽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多個行業未來或許將會面臨來自政府的更爲嚴格的監管,而聯合國旗下的機構以及其他多邊組織對行業所施加的控制也會更多。

爲何會得出這樣的判斷?只要讀一讀《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上所刊登的一篇名爲《全球化未來展望》(Future Globalisation)的文章,就能有所領會。《外交政策》是總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政治刊物,由屬民主黨陣營的《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所持有。而在這篇文章裏,作者堅稱,航運企業在代表其股東作出决策時,應該要將“社會正義”擺在優先考慮的位置。

這篇文章由兩位作者協同完成,一位是亨利·法雷爾(Henry Farrell),在位于巴爾的摩(Baltimore)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任職國際研究教授,而另一位是亞布拉罕·紐曼(Abraham Newman),在位于華盛頓首都的喬治亞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擔任政治學教授。

簡而言之,這兩位作者的“新全球化”(New Globalisation)理論的核心,就是一個監管和控制更爲集中化的世界貿易模式。而在這種模式下,當世界面臨資源短缺的時候,政府官僚機構在資源的分配上就有權投出具有决定性的一票,决定到底誰能够得到些什麽資源。從法雷爾和紐曼的論點和視角出發,人們越思考,便越是會聯想到那些社會主義反烏托邦國家的典型例子。在那些國家裏,儘管有許多東西都是免費的,但是市面上根本就無處可尋。

法雷爾和紐曼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理論,主要還是源自于西方國家政府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令人失望的表現。兩位作者認爲,爲了應對疫情,控制病毒傳播,政府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動,可是,正如人們所見,政府幷沒有足够的權力去推行落實那些必須的措施,反倒是在個人權利面前遭遇了挫敗。然而實際上,在更大的公衆利益面前,個人權利是理應作出讓步的。

因此,法雷爾和紐曼在文章中寫道:“未來,當我們從目前的危機當中走出,幷重新走向全球化的時候,我們應當建立起一個更好更優的體系------一個不但能够降低經濟風險和政治依賴性,同時也采取一種新的眼光來重新看待全球社會的體系。”

“我們將會對全球化進行重新塑造,使全球化的關注焦點分布在一系列不同的問題之上,而不僅僅是把視綫集中于經濟效益和全球市場。如今,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已經將當前這個體系中所存在的問題,戲劇性地凸顯了出來。這也讓我們在思索一種新的全球化模式應該是什麽樣子的時候,能够有一個更爲清晰的思路”,法雷爾和紐曼寫道。

“在過去的30年裏,全球化進程已經極大地促進了資金、貨物、信息和人員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原本,人們以爲全球化會讓世界變得更加强大而穩固,從而在經濟遭遇逆流時能够更加經受得住打擊,可是現在看來,全球化發展的結果與我們的預期,却是如此相去甚遠。這是爲何?”

而兩位作者分析:“之所以會這樣,一部分原因是在于,像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新聞工作者之一,《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經濟學著作《世界是平的》一書之作者)等一類的專家們,用‘神話’將全球化運作背後的真正原理包裝了起來。他們的理論,將全球化描繪成一場市場效益打敗國家政治倒行逆施的凱旋,而我們則被這樣的‘神話’蒙蔽了雙眼。”

“無論是消費者還是商家,都可以在這個世界上四處搜尋質量更好、價格更低的供應商。如果哪一家供應商不可靠,或者是太貪婪,又或許是頑固執拗、難以合作的話,人們輕易就可以找到另外一家供應商來將其取代。而在世界市場這種冷酷無情的訓率之下,如今全球各國已經變得對市場俯首帖耳,言聽計從。市場不僅逃脫了國家的控制,而且還成爲了國家的支配者。冷戰的地緣政治就是在市場這種鐵一般的‘統治’之下逐漸消失了”,法雷爾和紐曼寫道。

可是,“冷酷無情的世界市場”真的有過被人控制住了的時候嗎?從來就沒有。不過,“近乎”被控制住的情况倒是有過,那是在18世紀的時候,當時重商主義(一種工商業本位的經濟理論和政策體系,因社會追求商品生産更快發展,追求商業資本的迅速增加和貨幣資本的不斷積累而産生)正盛行,而這種對市場的控制最終導致了美國獨立戰爭(American Revolution)的爆發。也許,有人會覺得,其實法雷爾和紐曼只是在把他們發現的全球化裏所存在的缺陷歸咎于市場,而實際上,真正的“始作俑者”却是政府。此前,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令社會大爲恐慌,其中也少不了政府的一份“功勞”。後來,政府的不少“惡行”更是逐漸浮出水面。《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一篇文章就揭露出了各國政府在面臨危機時的醜陋面目。這篇文章講述了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一家醫院在全球各國政府封鎖甚至是攔截搶奪口罩等醫療物資的時候,爲了保住一批口罩訂單而“竭盡全力”的故事。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初期,醫療物資極度短缺的時候,美國政府攔截了一批從泰國運往德國的口罩,幷且直接調運往本國國內以作己用。此舉讓德國官員感到十分憤怒,幷稱之爲“海盜行爲”。然而,看似義正辭嚴的德國,其實本身也比美國好不了多少。當意大利因爲疫情而陷入危機,四處求購醫療物資的時候,德國却封鎖了本國口罩和其他醫療設備對意大利的出口。

“從各種新聞報道當中,我們已經得知了全球市場上一派混亂不堪的景象。在這個市場裏,政府和衛生健康部門的官員們,爲了尋求醫療資源而與一些形迹可疑的掮客中間人混雜在一起;沒有事實根據,就依靠傳聞來采取行動;不惜動用私人關係網絡,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彼此之間還大打價格戰,買入時拼價高,賣出時拼價低。而且,這些行爲已經從醫療物資蔓延到了其他行業,比如汽車生産等。專家們擔憂,下次各國政府‘開戰’的‘戰場’或許就是糧食”,文章的兩位作者以預言般的口吻寫道。

不過,事實上,政府的這些行爲與自由市場是沒有關係的。各國政府之所以會這樣做,只是出于爲了保住自己的選民,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已。起碼,像攔截搶奪物資這些行爲,就與私營領域沒關係。私營領域從來都是奉行價高者得的原則,只要能以最高的價錢把他們的口罩賣出去,他們就感到滿意了。不過,政府這種做法也是由于特殊時期,各國因爲防控疫情的需要而封城鎖國,再加上中美貿易戰風波的政治影響所導致,但是儘管如此,將其描述成是“全球市場上一派混亂不堪的景象,而在這個市場裏,政府和衛生健康部門的官員們,爲了尋求醫療資源而與一些形迹可疑的掮客中間人混雜在一起”,仿佛這全都是市場的“鍋”,這樣的說法不對的。

法雷爾和紐曼表示,一些專家和政治家原本以爲,自由市場和經濟全球化可以爲世界樹立支撑起一套自給自足的國際規則和體系。

“然而,事與願違的是,全球化最終却慢慢腐蝕侵害了全球。商業世界對于效益的追求,實際上已經讓全球經濟變得日益脆弱。而商界企圖干涉控制市場的欲望,更是爲國家政府提供了手段,讓他們把市場變成了戰場”,兩位作者寫道。

“當前這種全球化的模式是難以持續下去的。這種模式爲世界各國及其公民帶來了巨大的風險,風險程度之高,令人不可接受。而日後,全球化的發展會走向何方,則有賴于各個國家的政治領袖,以及商業領袖們的决策。”

“如果特朗普在‘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指利用大衆傳媒,對某些議題,或者是一個事件的某種性質和特徵,著重進行宣傳報道,而使該議題或是該特徵引起公衆的關注)上取得了成功,使人們相信了他有關全球化的一套說辭,那麽,美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就很清楚了。全球化體系的脆弱,讓經濟民族主義者(economic nationalist)們有機可乘,給予了他們更多的理由和藉口,去做他們本來就打算做的事情,那就是,將國家發展的方向盤,從積極參與全球自由貿易,轉向對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力量的控制和利用。這意味著,未來有更多的生産製造環節將會放在本國國內進行,以减少本國對于外國的依賴。這樣一來,經濟全球化今後將會面臨退潮。”

而兩位作者認爲,一種考慮得更爲周詳的全球化模式,需要世界各國在貿易上采取一種“新的方式”。然而,這種“新的方式”聽起來,却恰恰與他們剛剛才批評過的特朗普的做法不相上下。據他們介紹,在這種方式下,“有時候,爲了减少本國的脆弱環節在經濟全球化當中所受到的損害,國家政府有合法正當的理由去限制本國在世界經濟之中的暴露和參與。但是,我們不能够采取經濟民族主義者所提出的製造業回流和設立高關稅這樣的簡單粗暴的做法,而是必須要切實研究和弄清這個錯綜複雜的體系,找出其中最關鍵的脆弱環節,幷且對其進行增强鞏固”。

法雷爾和紐曼所說的這種“新的方式”,如果不是在暗示政府官僚機構應該設立更多的職位,招攬更多沒有利益牽涉在內,結果好壞都與自己無關的行政人員和分析人員,來對全球化體系進行研究分析的話,那麽人們或許就已經弄不明白他們想要表達的真正意思究竟是什麽了。而在介紹完這種“新的方式”之後,兩位作者還宣稱,在有必要的時候,政府還應當采取一種與保護主義相類似的政策,可是,采取這樣的政策,却又幷不意味著實行保護主義。這又是一種讓人感覺十分耳熟的說法,因爲這正是特朗普的所作所爲。

兩位作者還寫道:“相比起經濟‘脫鈎’,各國政府更應該重新互相‘挂鈎’。有時候,這種模式也許會導致製造業回流到本國國內,但是,這種模式更加强調的是發現本國經濟上所存在的瓶頸和短板,以及在全球範圍內打造更加健康穩固的供應商關係。而這種模式應該建基于這樣一種局面,那就是,盟友之間建立起了有效的協議,幷且對手之間也可以心照不宣地和平共存,而不是彼此挖掘利用對方的弱點。”

接下來是這套理論的關鍵部分:“依靠各個國家單獨行動作爲,這是不够的,一些官僚機構組織必須是國際性的。例如,在新型病毒出現,幷且會迅速在全球傳播流行的情况下,若是要在世界範圍內重啓恢復人員的跨國出行流動,這就需要開展廣泛的,有時候甚至是使人厭煩的信息共享。在這種新的全球化模式下,世界衛生組織(WHO)等類似的機構,將會被賦予新的、更爲廣泛的權力,以搜集更多的信息,調查是否有國家對病毒和疫情的傳播與流行有過隱瞞行爲。”

“此外,假如研發病毒疫苗的科學家和企業,願意將疫苗以及相關的專利與全球各國共享的話,那麽各類國際組織也可以考慮向這些科學家和企業集體發放獎勵和報酬。眼下特朗普政府正打算停止美國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資助,但是,作爲美國盟友的歐洲,以及其他一些國家,都預期特朗普將會在今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中落敗,而一旦特朗普落敗,那麽對美國世界衛生組織的資助,後續也會相應地恢復。”

以上就是這篇發表在屬民主黨陣營的《外交政策》雜志上的文章的部分核心內容。讀罷,相信人們心裏已經有些概念了。一旦同樣屬民主黨的拜登-哈裏斯組合,最終在大選中勝出的話,美國今後對于貿易和航運業所采取的政策,將會朝向何方,讀過文章的人們,如今心裏應該已經“有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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