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哈里斯组合若胜出大选 贸易及航运业监管未来或会再收紧
 假如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与其竞选搭档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最终会在竞选当中胜出的话，那么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多个行业未来或许将会面临来自政府的更为严格的监管，而联合国旗下的机构以及其他多边组织对行业所施加的控制也会更多。
为何会得出这样的判断？只要读一读《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所刊登的一篇名为《全球化未来展望》（Future Globalisation）的文章，就能有所领会。《外交政策》是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政治刊物，由属于民主党阵营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所持有。而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坚称，航运企业在代表其股东作出决策时，应该要将“社会正义”摆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这篇文章由两位作者协同完成，一位是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在位于巴尔的摩（Baltimore）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任职国际研究教授，而另一位是亚布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在位于华盛顿首都的乔治亚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担任政治学教授。
简而言之，这两位作者的“新全球化”（New Globalisation）理论的核心，就是一个监管和控制更为集中化的世界贸易模式。而在这种模式下，当世界面临资源短缺的时候，政府官僚机构在资源的分配上就有权投出具有决定性的一票，决定到底谁能够得到些什么资源。从法雷尔和纽曼的论点和视角出发，人们越思考，便越是会联想到那些社会主义反乌托邦国家的典型例子。在那些国家里，尽管有许多东西都是免费的，但是市面上根本就无处可寻。
法雷尔和纽曼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理论，主要还是源自于西方国家政府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令人失望的表现。两位作者认为，为了应对疫情，控制病毒传播，政府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可是，正如人们所见，政府并没有足够的权力去推行落实那些必须的措施，反倒是在个人权利面前遭遇了挫败。然而实际上，在更大的公众利益面前，个人权利是理应作出让步的。
因此，法雷尔和纽曼在文章中写道：“未来，当我们从目前的危机当中走出，并重新走向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应当建立起一个更好更优的体系------一个不但能够降低经济风险和政治依赖性，同时也采取一种新的眼光来重新看待全球社会的体系。”
“我们将会对全球化进行重新塑造，使全球化的关注焦点分布在一系列不同的问题之上，而不仅仅是把视线集中于经济效益和全球市场。如今，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已经将当前这个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戏剧性地凸显了出来。这也让我们在思索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思路”，法雷尔和纽曼写道。
“在过去的30年里，全球化进程已经极大地促进了资金、货物、信息和人员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原本，人们以为全球化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强大而稳固，从而在经济遭遇逆流时能够更加经受得住打击，可是现在看来，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却是如此相去甚远。这是为何？”
而两位作者分析：“之所以会这样，一部分原因是在于，像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之一，《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经济学著作《世界是平的》一书之作者）等一类的专家们，用‘神话’将全球化运作背后的真正原理包装了起来。他们的理论，将全球化描绘成一场市场效益打败国家政治倒行逆施的凯旋，而我们则被这样的‘神话’蒙蔽了双眼。”
“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商家，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四处搜寻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供应商。如果哪一家供应商不可靠，或者是太贪婪，又或许是顽固执拗、难以合作的话，人们轻易就可以找到另外一家供应商来将其取代。而在世界市场这种冷酷无情的训率之下，如今全球各国已经变得对市场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市场不仅逃脱了国家的控制，而且还成为了国家的支配者。冷战的地缘政治就是在市场这种铁一般的‘统治’之下逐渐消失了”，法雷尔和纽曼写道。
可是，“冷酷无情的世界市场”真的有过被人控制住了的时候吗？从来就没有。不过，“近乎”被控制住的情况倒是有过，那是在18世纪的时候，当时重商主义（一种工商业本位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因社会追求商品生产更快发展，追求商业资本的迅速增加和货币资本的不断积累而产生）正盛行，而这种对市场的控制最终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Revolution）的爆发。也许，有人会觉得，其实法雷尔和纽曼只是在把他们发现的全球化里所存在的缺陷归咎于市场，而实际上，真正的“始作俑者”却是政府。此前，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令社会大为恐慌，其中也少不了政府的一份“功劳”。后来，政府的不少“恶行”更是逐渐浮出水面。《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一篇文章就揭露出了各国政府在面临危机时的丑陋面目。这篇文章讲述了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一家医院在全球各国政府封锁甚至是拦截抢夺口罩等医疗物资的时候，为了保住一批口罩订单而“竭尽全力”的故事。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医疗物资极度短缺的时候，美国政府拦截了一批从泰国运往德国的口罩，并且直接调运往本国国内以作己用。此举让德国官员感到十分愤怒，并称之为“海盗行为”。然而，看似义正辞严的德国，其实本身也比美国好不了多少。当意大利因为疫情而陷入危机，四处求购医疗物资的时候，德国却封锁了本国口罩和其他医疗设备对意大利的出口。
“从各种新闻报道当中，我们已经得知了全球市场上一派混乱不堪的景象。在这个市场里，政府和卫生健康部门的官员们，为了寻求医疗资源而与一些形迹可疑的掮客中间人混杂在一起；没有事实根据，就依靠传闻来采取行动；不惜动用私人关系网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彼此之间还大打价格战，买入时拼价高，卖出时拼价低。而且，这些行为已经从医疗物资蔓延到了其他行业，比如汽车生产等。专家们担忧，下次各国政府‘开战’的‘战场’或许就是粮食”，文章的两位作者以预言般的口吻写道。
不过，事实上，政府的这些行为与自由市场是没有关系的。各国政府之所以会这样做，只是出于为了保住自己的选民，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已。起码，像拦截抢夺物资这些行为，就与私营领域没关系。私营领域从来都是奉行价高者得的原则，只要能以最高的价钱把他们的口罩卖出去，他们就感到满意了。不过，政府这种做法也是由于特殊时期，各国因为防控疫情的需要而封城锁国，再加上中美贸易战风波的政治影响所导致，但是尽管如此，将其描述成是“全球市场上一派混乱不堪的景象，而在这个市场里，政府和卫生健康部门的官员们，为了寻求医疗资源而与一些形迹可疑的掮客中间人混杂在一起”，仿佛这全都是市场的“锅”，这样的说法不对的。
法雷尔和纽曼表示，一些专家和政治家原本以为，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可以为世界树立支撑起一套自给自足的国际规则和体系。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全球化最终却慢慢腐蚀侵害了全球。商业世界对于效益的追求，实际上已经让全球经济变得日益脆弱。而商界企图干涉控制市场的欲望，更是为国家政府提供了手段，让他们把市场变成了战场”，两位作者写道。
“当前这种全球化的模式是难以持续下去的。这种模式为世界各国及其公民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风险程度之高，令人不可接受。而日后，全球化的发展会走向何方，则有赖于各个国家的政治领袖，以及商业领袖们的决策。”
“如果特朗普在‘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指利用大众传媒，对某些议题，或者是一个事件的某种性质和特征，着重进行宣传报道，而使该议题或是该特征引起公众的关注）上取得了成功，使人们相信了他有关全球化的一套说辞，那么，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很清楚了。全球化体系的脆弱，让经济民族主义者（economic nationalist）们有机可乘，给予了他们更多的理由和借口，去做他们本来就打算做的事情，那就是，将国家发展的方向盘，从积极参与全球自由贸易，转向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力量的控制和利用。这意味着，未来有更多的生产制造环节将会放在本国国内进行，以减少本国对于外国的依赖。这样一来，经济全球化今后将会面临退潮。”
而两位作者认为，一种考虑得更为周详的全球化模式，需要世界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一种“新的方式”。然而，这种“新的方式”听起来，却恰恰与他们刚刚才批评过的特朗普的做法不相上下。据他们介绍，在这种方式下，“有时候，为了减少本国的脆弱环节在经济全球化当中所受到的损害，国家政府有合法正当的理由去限制本国在世界经济之中的暴露和参与。但是，我们不能够采取经济民族主义者所提出的制造业回流和设立高关税这样的简单粗暴的做法，而是必须要切实研究和弄清这个错综复杂的体系，找出其中最关键的脆弱环节，并且对其进行增强巩固”。
法雷尔和纽曼所说的这种“新的方式”，如果不是在暗示政府官僚机构应该设立更多的职位，招揽更多没有利益牵涉在内，结果好坏都与自己无关的行政人员和分析人员，来对全球化体系进行研究分析的话，那么人们或许就已经弄不明白他们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思究竟是什么了。而在介绍完这种“新的方式”之后，两位作者还宣称，在有必要的时候，政府还应当采取一种与保护主义相类似的政策，可是，采取这样的政策，却又并不意味着实行保护主义。这又是一种让人感觉十分耳熟的说法，因为这正是特朗普的所作所为。
两位作者还写道：“相比起经济‘脱钩’，各国政府更应该重新互相‘挂钩’。有时候，这种模式也许会导致制造业回流到本国国内，但是，这种模式更加强调的是发现本国经济上所存在的瓶颈和短板，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打造更加健康稳固的供应商关系。而这种模式应该建基于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盟友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协议，并且对手之间也可以心照不宣地和平共存，而不是彼此挖掘利用对方的弱点。”
接下来是这套理论的关键部分：“依靠各个国家单独行动作为，这是不够的，一些官僚机构组织必须是国际性的。例如，在新型病毒出现，并且会迅速在全球传播流行的情况下，若是要在世界范围内重启恢复人员的跨国出行流动，这就需要开展广泛的，有时候甚至是使人厌烦的信息共享。在这种新的全球化模式下，世界卫生组织（WHO）等类似的机构，将会被赋予新的、更为广泛的权力，以搜集更多的信息，调查是否有国家对病毒和疫情的传播与流行有过隐瞒行为。”
“此外，假如研发病毒疫苗的科学家和企业，愿意将疫苗以及相关的专利与全球各国共享的话，那么各类国际组织也可以考虑向这些科学家和企业集体发放奖励和报酬。眼下特朗普政府正打算停止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但是，作为美国盟友的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预期特朗普将会在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落败，而一旦特朗普落败，那么对美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后续也会相应地恢复。”
以上就是这篇发表在属于民主党阵营的《外交政策》杂志上的文章的部分核心内容。读罢，相信人们心里已经有些概念了。一旦同样属于民主党的拜登-哈里斯组合，最终在大选中胜出的话，美国今后对于贸易和航运业所采取的政策，将会朝向何方，读过文章的人们，如今心里应该已经“有谱”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