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未了 “新冷战” 阴霾隐现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买下格陵兰岛（Greenland）”的想法，不出所料，这个念头遭到了媒体的嘲笑。由于美国媒体对特朗普一向恨之入骨，因此对他的挖苦与讽刺已经是见怪不怪，不过，实际上，“买下格陵兰岛”这个主意并非如媒体所认为的那么“前无古人”和“荒唐可笑”。
首先，这绝不是“前无古人”之事，其次，在贸易和国家安全的层面而言，此举也会是大有裨益的。过去一些前任美国总统也曾经有过购买领土的做法。在1803年，美国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曾经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从法国手中购得大片土地，史称“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在1867年，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又以720万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手里买下了俄属北美，也就是今日的阿拉斯加（Alaska）。而在1917年，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又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从丹麦手中购入了丹属西印度群岛（Danish West Indies），也就是现在的美属维尔京群岛（US Virgin Islands）。既然以往也有过这样的先例，那为何特朗普“买下格陵兰岛”的主意，就一定是异想天开、荒唐可笑的念头呢？
此外，从一个战略性的角度来看，中美双方之间的对抗将有可能会长期延续下去。各方曾经期待中美贸易战能够在短时间内结束，然而这样的希望如今已经破灭。尤其是，两国各自的野心都很大，而决心和意志也相当的坚定。并且，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强硬姿态来看，中方今后会改变态度和做法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再者，在2018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了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为习近平长期担任中国的最高领袖铺平了道路。因此，正值盛年的习近平，未来即便是担任中国国家主席20年，也并非令人意外的事。这意味着中国的强硬态度今后可能会继续维持。美国向中国提出了开展“互惠互利”贸易的要求，然而中方却并没有要接受这个要求的意思。相反，中国似乎还打算在关岛（Guam）以西的太平洋地区，消除美国的影响力，同时提升强化自己在南海地区的掌控能力，就像美国对加勒比海（the Caribbean）地区拥有强有力的掌控一样。
另一方面，俄罗斯今后的角色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目前，该国已经从外交的“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并且似乎正摩拳擦掌想要重夺自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所丧失的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
过去，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曾经一度逐渐变得友好开放起来，但是如今却已经遭遇降温。不仅是与美国的关系转冷，连欧洲也一样，尽管目前中国和欧洲之间开通了到德国，甚至远达西班牙的铁路货运班列，并且发展势头和前景也相当看好。另一边厢，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也因为加方在温哥华逮捕中国科技公司华为（Huawei）的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事件，而骤然降至冰点。由于欧洲和加拿大都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两者与中国的关系冷却将会成为一个常态。
由此看来，虽然中美贸易战表面上看似仅仅是中国与美国双方之间的龃龉摩擦，不过实际上却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效应。
此外，到2047年，中国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针对香港所提出的、载于1984年所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内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现有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方针，将会面临终结。届时，香港很可能将会失去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的地位，也不再享有在经贸上可以自行与其他国家商讨双边合作的优势。而丧失了这种独特优势和地位的香港，将会变得跟与之毗邻的中国内地城市深圳毫无二致。而深圳本身，除了在地理位置上稍显优越，更有利于航运业的发展之外，其实与其他的中国城市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选择迁离中国，经珠江三角洲港口出口的货物也会不断减少，这样，未来深圳作为航运枢纽的地位也会逐渐削弱。
而美国未来则依然会是一个消费大国，拥有庞大的消费需求。不过，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无论美国的需求是多么巨大，今后也无法再成为支撑中国GDP飞速增长的一个因素，而过去GDP增速高达两位数的景象，也许将难以在中国重现。虽然，美国有一半的民众对特朗普的唾骂声不绝，但是，哪怕是连那群对特朗普的抨击最为猛烈的反对者们，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上也并没有表示出反对。由于中美贸易战令美国国内许多企业“很受伤”，因此这些企业对于特朗普自然是怨声载道。不过，即便是这些企业迫切期望贸易战能够早日结束，在他们之中，仍然愿意美国未来继续沿用与以往一样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却是少之又少。就连反对特朗普的人士，也对过去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颇有微词，认为中美贸易虽然为美国带来了不少物美价廉的产品，但是却促使美国企业纷纷将生产环节迁移至中国，从而“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
不过目前，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原因，低端制造业也在不断迁出中国，移至亚洲区内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这样的形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然而，在迁离中国的生产企业当中，许多都没有响应特朗普的号召而回流美国。尽管，当前有大量的低技能劳工正在穿越墨西哥边境涌入美国国内，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州份还推行了受到企业欢迎的“工作权利法”（right-to-work laws），禁止工会把雇员必须加入工会作为雇佣条件，并且禁止工会对非工会会员收取代理费，或者将收取代理费作为雇佣前提。而美国南部一些距离墨西哥较近的州份，比如得克萨斯州（Texas）和阿里桑那州（Arizona），均已经实施了“工作权利法”。
若是原本迁移到中国的美国制造业回流至本国，这不仅会为移民众多的美国南部州份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甚至也能为美国以南的墨西哥带来更多工作机会。如果制造业回流到美国境内，并且雇用新移民作为生产低端产品的劳动力，尽管工资成本比起在中国设厂会有所上涨，不过却节省了从中国运往美国的跨太平洋海运费用，因此两者就互相抵消了。而如果美国制造业就近外包到墨西哥，那么虽然美墨之间的跨境运输成本相比在美国境内设厂会较高，但是墨西哥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因而这两者也可以相互抵消。
可是，很显然，美国生产企业并没有选择回流。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正在迫使美国企业转为将生产环节外包至另外一些享受世界贸易组织（WTO）普及特惠税制度（Generalised System of Preferences，指世界贸易组织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优惠关税制度，可以豁免世贸成员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让发达国家减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关税）的国家，比如印度、泰国、柬埔寨、印尼和菲律宾等，因为这些国家不仅不受贸易战中美互祭关税的影响，而且从这些国家出口至美国的产品还能够享受关税优惠，此外，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更是比北美低廉得多。自从特朗普迫使美国企业撤出中国以来，将生产设施迁往东南亚地区的趋势就日益明显。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迁离中国也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因为在出售困境资产（distressed assets）上，他们即便不是全然束手无策，也必定会遭遇较大的困难。因此，这些企业在撤离中国时无可避免将要承受较大的损失，难以全身而退。而唯一可以令这些企业感到一丝安慰的恐怕就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也同样面临着供应链中断（supply chain disruption）的局面。
不过，这次的供应链中断伴随着一股类似于1950年代美国国内的反共情绪。自从上世纪50年代美国掀起反共浪潮以及朝鲜战争以来，如此强烈的反共情绪已经多年没有再现。当今，在西方世界，共产主义似乎正越来越为人们所担忧和畏惧。香港有多达数百万市民走上街头，很难说背后完全没有这种忧虑和恐惧的心理在作祟。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双方阵营在以世界为疆域的战场上寸土必争，直到最终其中一方像1990年代苏联解体那样轰然垮台。在今天的共产主义阵营当中，中国（人口14亿，人均GDP为10,153美元）毫无疑问是“老大哥”，担任着打头阵的角色。而跟随在中国之后的，还有朝鲜（人口2,540万，人均GDP为1,800美元）、古巴（人口1,120万，人均GDP为7,602美元），以及委内瑞拉（人口3,150万，人均GDP为2,724美元）等。
过去，在中国一些前任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在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离自由市场似乎正日趋接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中国享受到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丰盛硕果。而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的眼里，往日共产主义制度曾经给他们留下的负面印象，也在逐渐淡化。其时，坊间也有不少人对中国的未来满怀希望，认为通过商事仲裁等领域的不断推动，中国终有一天也能够充分贯彻“法治”（rule of law）的精神。
上世纪90年代，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角色，也许能够以18世纪时英格兰教会（Anglican Church）在英国国内的地位作为类比。在16世纪时，英格兰教会曾经是英国最大的一股宗教势力，权力之大，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甚至可以监督民众的思想，担任“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出自乔治·奥威尔代表作《1984》）。而到了18世纪时，英格兰教会的影响力则已经逐渐衰微。到了今时今日，除了手头所持有的大量地产仍能让人为之侧目以外，英格兰教会甚至已经广泛被英国国民所漠视。现在，英格兰教会的思想和理念，只有在节日庆祝时会被重新搬出来，再次接受民众的尊重敬仰，而在平日里，除非是生日、丧葬、婚礼，或者慈善活动等特别场合上，出于主持宗教仪式的需要，否则英格兰教会已经基本上被遗忘。虽然，目前英格兰教会依然是英国的国教，而英国女皇仍旧是教会的首领，但是，如今英格兰教会的势力比起往日，已经是相去甚远。
试想一下，假如现在的英格兰教会重新拥有了与过去一样对人们实施道德监督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对公民的社会行为进行巨细无遗的监察，对异端分子、异见人士加以惩处，并且对少年儿童实行思想灌输，那么，人们很容易就能联想到，在某些共产主义国家里，政府权能无限膨胀，权力可以无止境地延伸至政治、社会与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做法。而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政权会抱有如此大的戒心和恐惧，哪怕共产主义政权所取得的霸权地位仅限于某个地域和范围之内，西方国家也会竭尽所能地对其加以阻挠和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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