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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全球爆发致西方搁置对华贸易问题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地爆发蔓延的缘故,各国自顾无暇,此前西方国家与中国在贸易关系上的问题也被迫遭到搁置。而一旦新冠病毒疫情最终缓解乃至消失,西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冲突势必又会卷土重来。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前,对华贸易议题在西方世界眼里,已经日渐成为一个令人难以忽视的大问题。而在今后数个月的时间内,西方国家究竟会采取怎样的方式和手段来应对处理对华贸易问题,这将会直接决定该问题的最终结局,并且也无疑会对中国贸易在可见未来的前景,产生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影响。

近几年来,国际发展形势开始出现一连串的动荡。2014年,香港爆发以“争取真普选”为目标的“占领中环”示威活动,后于2019年又再次爆发反对《逃犯条例》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而在2018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取消了对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意味着强人政治的回归。同样是在2018年,中美两国贸易战的“第一枪”也正式打响。然而,在2020年初,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新冠病毒疫情的突然到来,令中美贸易战原本“火花四溅”的激烈“战况”也戛然而止。

另一方面,在中国,疫情爆发之前,中国政府正着手在国内构建起一个“奥威尔式”(Orwellian)的世界,并期待过程顺利。为此,中国政府方面此前已经要求在华经营的各大企业,无论中资外资,不管国营民营,都要设立起党支部。此举完善了党组织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国政府对基层的管控能力。此外,中国还在全国范围内引入了采用人脸识别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支持的便于政府监管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国民有违法或者失信行为,就会被列为“失信人”,并且受到相应惩罚。

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环球局势下,主要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相互制约、相互抗衡的因素,它们分别是中国、美国和欧洲。这三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和欧洲两者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眼下一个亟待处理解决的问题。中美欧三者均为国际贸易巨头,牵其一发便会动世界全身。而对于世界贸易未来“命运”的走向,香港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以及香港欧洲商务协会(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Hong Kong)均已表达了关注和担忧。

在美国和欧洲一方的思维里,他们希望一切还能够回到以前的“好时光”,回到中国仍然处于备受景仰和敬重的领袖邓小平的领导之下,以充满哲学思想的治国理念治理国家的年代,而那时也是中国安心满足地扮演着“世界工厂”角色的时期。它们认为,假如中国可以循着这样的发展道路一直走下去,随着该国的制造业在价值链上持续向上攀登,社会不断进步,中国就必然能够实现他们眼中更大的自由与公义。而同时,在这样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国也会日益倾向于向资本主义靠拢。

诚然,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强烈的呼声,表达了他们的主张与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当选成为各自国家的领袖,就是这些民众的意见与看法的反映。比如,美国人民不愿意看到本国的工作岗位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因此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以期减少和阻止工作机会外流。不过,如果问题只是单纯出于经济方面的话,解决的途径其实有不少。只要这些国家的政府愿意多想想办法,出台一些调整方案,或者实施什么缓解措施,总之,只要还能够刺激和促成足够大的经济增幅,以推动这些西方国家国内需求的增长,那么,这些民众的不满情绪还是可以被压制下来的。可是实际上,在对华问题上,这些西方国家的诉求主要是在于政治方面。据他们所言,他们是想“让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程度再提高一些,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融入世界,停止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也打消人民群众理应在阶级斗争当中为国家卖命的想法”。

不过,回到现实当中,对于西方政府要求中国加强民主的这种诉求和打算,商界人士已经流露出了担忧和紧张的情绪,就连香港美国商会也同样抱有这种忧虑的想法。他们担心,任性顽固、刚愎自用的特朗普所带领下的这个美国政府,在推行他们的民主理念,以及处理对华关系时,是否有点反应过激,并且,强迫中国提升民主水平,所带来的有可能并非好处,反而是更多的坏处。具体地来说,这些专家们是在担心,此前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会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并招致报复,连累商界。事实上,中国方面已经炮轰美国是在企图干涉中国内政。

香港美国商会表示,对于这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动机与目标,他们是抱以支持态度的,并且认为这份法案“是为了巩固与加强自由和开放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正是香港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时今日成就的原因,同时也是香港《基本法》‘一国两制’方针的基础理念”。

但是与此同时,香港美国商会也警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里一些针对中国而实施制裁措施,尤其是那些针对官员的制裁措施,似乎恰恰是违背了美国自身所推崇的自由和开放的价值,并且有可能会对美国和香港两者的利益都造成损害。

“我们担忧,这份法案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事与愿违的反效果。为了维护香港的传统核心价值,美国商界一直在发挥着正面而强大的影响力。然而,这份法案对于美国商界未来继续发挥这种影响力的能力,或许会造成负面影响”,香港美国商会表示。

“我们希望,讨论中的各方不要忽视了香港所身处的特殊处境。作为言论自由、信息流通自由、市场自由、个人自由、依法而治和管治独立上的一座‘堡垒’,香港在多年以来已经持续创下了不少非凡的成就。各方不要忘却了香港所已经取得的斐然成绩。”

至于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他们则对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感到忧虑。他们认为,该系统有可能会被用于国际贸易争议当中,从而对与中方发生纠纷的企业不利。香港欧洲商务协会指,有关方面可能会根据在该系统下所收集到的数据,整理出一份企业“黑名单”。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就曾经在一份报告里指出,对于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可能存在的这种潜在“用途”,企业不应该抱有“天真”的想法。

“该系统中所使用的技术,将会被用于监视和评估个人以及企业两者的行为。并且,该系统会采取奖惩并用的机制,来激励或者惩罚这些个人或企业”,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指出。

该报告还提醒,“社会信用体系”当中针对企业的部分,可能会全面覆盖一个企业在中国经营的方方面面,包括这些企业在一系列领域和范畴里面的行为,比如纳税、海关、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等等。有关部门将会对所有这些方面进行评级,而企业对于政府规定和要求的遵守情况,更是自不用说。

中国商务部已经表示过,将会建立起一份“不可靠实体清单”(unreliable foreign entities)。而据中国商务部指出,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都会被列入这份“不可靠实体清单”。此举或将令中美关系原本已经十分紧张的态势进一步升级。

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在着手准备推出一份“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且已经就《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也许,中国并不明白在西方世界,不管是欧洲还是北美国家,当地民众对于自由的权利是多么珍视和推崇,而对于国家政府对民众的监视又是何等厌恶和反感,也不懂得为何西方国家要对那些没有与自己共享同一套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政体频频干预“出手”。在西方国家,即便是企业也不容许受到来自政府的监视,因为他们自然会有来自于消费者、环保组织和各种权益保护团体等的监督。并且,假使企业的确出现了侵害民众权益,或者破坏环境等的做法,或是在敏感议题上有冒犯的行为等,这种来自民间的监督力量是有能力,并且一定会组织发起对这些企业产品的抵制行动的。

不过,无论中国是否理解西方国家的这些主张和想法,需要明白的是(尽管中国国内的国家媒体并没有报道),中国在过去30年以来所取得的迅猛增长以及辉煌成就,其实大体上都是基于西方市场对中国所生产和出口的产品的需求。尽管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进行经济结构转型,试图摆脱这种高度依赖发达国家需求的局面,将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为靠国内需求拉动,然而,迄今为止,这种努力所取得的成效是令人失望的。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依然是十分顽固地停留在外部需求之上。为了避免GDP出现下滑,中国仍旧需要依靠来自西方国家消费者的需求。

而在过去30年中,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评价大体上趋于正面。此外,一直以来,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也让西方国家感到满意放心,即便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也是如此。而时至今日,情况发生了变化。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已经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可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看法却也在日趋转为负面。

目前,在华的外资企业已经纷纷撤离中国,将生产设施重新迁移至别的国家。而这些新兴的生产外包目的国也有着它们各自的优势。比方说,现在,墨西哥的劳动条例已经作出了调整,变得更加能适应和符合外国直接投资的需求了。如今,外资企业在墨西哥开设工厂,根据新的劳动条例,工厂主已经不再需要为雇员提供“铁饭碗”。而亚洲地区的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家,也不失为工厂选址时的好选择。这些国家虽然表面上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实际上却并没有自己所声称的那么“纯正”,并且,它们也愿意为了吸引外商投资而对自身进行调整。在另外一些东南亚国家,比如印度、印尼和菲律宾等,这些国家则在不断地开放本国市场,以吸引外国投资。

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效率非常之高,并且国内还有许多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能够帮助任务更加顺利快捷地完成。这种优势,是其他作为中国竞争对手的国家所无法媲美的。然而,西方企业在考虑是否继续将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时,却并非不假思索。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的眼里,在强人铁腕的领导之下,中国的态度正在逐渐变得强硬起来,而形象也在日益变得负面。他们认为,这样的形势对于他们而言实为不妙。不过实际上,这种局面对于中国自身而言,也同样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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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当新冠病毒疫情完结以后,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此前有待解决却因为疫情的关系而被搁置的问题,随着疫情的消失,是否就能迎来解决的时机?你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当采取怎样的方式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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