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逆差负面影响被过分夸大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绝大部分是长久以来被社会所遗忘的蓝领工人阶层。在进行总统竞选活动时，特朗普向他的支持者们承诺过，将会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让外包到海外的工作岗位重新回流至美国，以保证本国工人的“饭碗”。一言既出，那么现在特朗普无论如何总得要为自己许下的承诺采取些行动，而不管现实当中是否真的有此必要。
这么说来，美国的蓝领阶层应该非常关心贸易逆差的问题才对。但是实际上，如果特朗普的这群叛逆的支持者们，从深受他们群体所信任的一些消息渠道中得知了，贸易逆差其实跟他们的工作机会并没有多大关系，那么他们才不会在乎贸易逆差究竟会不会被扭转。
而深受这些工人阶层所信任的消息来源，必定不会是各大媒体、学术界或者官僚机构。这是因为，处于这类消息源头的人们所关注焦点，多数只是局限于他们自己的圈子内部所关心的议题，比如性别平等、收入差距、全球暖化、为跨性别人士而设的洗手间等等。而对于这些问题，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根本不在意。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深知，媒体、学术界或是官僚机构的人士，心底都是盼望着特朗普“垮台”的。因此，凡是来自于这些渠道的消息，他们都不会相信，除非这些消息也得到了特朗普在推特（Twitter）发布的推文、右翼媒体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的报道，或是其他相同阵营媒体的证实。
诚然，当战争的阴霾临近的时候，民众对于国家之间贸易谈判的关注，以及对于政府采取应对措施的期望，那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关心与担忧。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国家与一个为本国制造供应产品的国家开战。就好比，假如自己的国家要和一个为本国军队供应军靴的国家打仗，那么，未来本国军队的靴子就只好由本国自行生产制造了。
但是，如果战争这个选项并不在军方高层人员的考虑范围之内，那么，像军靴制造这种成本较高的军工产业，在和平年代里是几乎没有什么人会想要去经营的。
虽然，在思考贸易逆差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时，政府必须得循着一个策略性的方向进行考量，但是其实，一些所谓的贸易逆差的负面效应，似乎更像是理论上的概念，而并不具备现实意义。
简单来说，当一个国家的进口总额大于出口总额时，贸易逆差的问题就会产生。在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时，这意味着，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的增幅将会随着贸易逆差具体数额的大小，相应地成比例地放慢。GDP指的是一个国家国内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总和。
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无法不把其他各式各样的影响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之内的。因此，除了GDP这个说法以外，还有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这个涵盖范围更为广泛的参考指标，因为这个指标中包括的不仅仅有一个国家内部的产值，还有国家外部的一些主要因素。
GNP指的是本国所有国民及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总和。这个指标所囊括的，除了有在本国国内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值之外，还包含有本国国民及企业在海外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值，包括在海外工作的本国国民的收入，本国企业在海外的商业经营的利润和亏损，以及发展援助基金等等都被计算在内。因此，只要稍微拓宽对于贸易逆差的思考范围，就会发现，GDP这个指标已经不足以覆盖所有会导致贸易逆差的相关因素，也无法全面地解释贸易逆差形成的真正原因，以及它所会造成的真正影响。
此外，传统上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状况良好与否的指标，比如GDP以及相关的贸易统计数据等，也已经难以反映出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的高速发展步伐，以及由此所衍生创造出来的新型工作岗位的迅速增长。
当然，在美国的贸易赤字总额当中，单单是中美贸易逆差所占的比例就高达30%之多，这无疑是一个让美国人无法忽略的事实。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赤字问题，而且还有着会令美国对于某类进口产品及服务逐渐形成依赖的倾向。有观点认为，根据进口产品和服务种类的不同，这个难以摆脱的贸易逆差，将有可能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造成影响。
虽然，上述说法仍然处于猜想和推测的阶段，尚未成为现实，可是，中美两国的关系的确已经在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尤其是加上中国在非洲及南海地区的军事力量逐步加强，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日渐崛起，对于香港事务的进一步干预，以及对于台湾在遵从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理念和措施上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等等一系列因素。
不过，说到底，不愿意存钱储蓄，而且还热衷于购买进口产品的美国消费者，实际上才是直接造成该国贸易逆差的“始作俑者”，并且还让外国的生产商依赖上了美国市场。
有说法指出，美国对于进口的严重依赖，以及国内制造业的衰微和生产能力的萎缩，让美国更加赤裸地暴露在全球经济波动的风险之中，也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低迷的牵连和拖累。而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是对美国经济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债主”角色，这又让美国人越发为经济安全的问题而忧虑。
这些正是美国“鹰派”人士在贸易赤字问题上的关注焦点，比如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帕里（Thomas Palley）。USCC是美国国会下属的负责监察美中两国贸易上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的策略的机构。
对于如何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帕里表示：“中国必须对人民币进行大幅度的重新估值。而中国是否愿意就此合作是非常关键的，因为除非中国肯对其货币进行重新估值，否则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不会对本国的货币进行重新估值。”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担忧，如果他们对本国货币进行了重新估值，而中国却不肯，那么他们的出口就会被中国的产品而取代，帕里指出。
“此外，还需要设立起一个永久性的汇率协调机制，以防止有的国家为了在外贸上获得竞争优势而故意让本国货币贬值。而目前，各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策，相信将能够在未来促进以国内消费需求为驱动力的经济增长，从而取代往日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这样就可以在整体上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刺激美国出口的增加，从而减少贸易逆差”，帕里说道。
帕里还曾经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暨产业工会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AFL-CIO）中担任过工会联合会的官员。他认为：“这样就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达致一个更为均衡的增长形势，而在这种局面下，所有国家的进口和出口都能够取得增长。”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太令人信服。
帕里还谈到，在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达成之前，当时美国的贸易赤字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而到了今天，这个赤字已经是相当庞大。帕里认为，解决方案在于减少市场因素对货币价值的影响，并加大政府对汇率的管理和干预。
不过对于帕里的观点，坊间存在着不同意见。这些意见认为，把“造成负面影响的元凶”这顶帽子扣到贸易逆差的头上是不公平的。贸易逆差并不是问题的根源，甚至本身也不是一个问题。贸易逆差也可以是由于国家经济更为发达强盛而产生的结果，因为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强了，对于进口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更高的利率也让外国投资者更热衷于将资金投入到美国。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贸易代表弗罗曼（Michael Froman），贸易赤字问题上的“鸽派”人士，就认为，过分片面地把目光聚焦在货物贸易的赤字上，而无视服务贸易上的盈余，这种做法欠妥当。美国经济所扮演的是一个提高全球经济流动性，并带动世界各地需求增长的角色，而这就使得美国的贸易逆差在稳定全球经济上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弗罗曼表示，通过降低产品价格和提高生产力的方式促进贸易增长，可以从整体上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政府与其出手保护日渐式微衰败的行业，倒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让民众学习到更多的技能之上，从而让他们获得可以融入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参与竞争并取得繁荣成功的能力。
认同这一看法的，还有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撰写背景介绍简报（backgrounder）的作者麦克布莱德（James McBride）。他在文章中指出：“阻止进口只会让美元不断升值，而这又会导致美国出口的下跌。这样，不仅贸易逆差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整体的贸易额还会萎缩，使得整个国家变得越来越穷。”
“在缩小贸易逆差之上，已经出现过许多企图通过保护主义的手段达到目标而以失败告终的例子。迄今为止，研究尚未发现在贸易逆差和国家整体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任何关联。这意味着，即使进口对某个行业的工作机会构成了威胁，但是在另外的行业内又会有新的工作机会被创造出来”，麦克布莱德写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哈夫包尔（Gary Clyde Hufbauer）表示，与其急于缩小贸易逆差，不如先清楚认识到，贸易逆差实际上是一个中性的指标，既不代表好，也不代表不好，只是其中包含着利弊两面：巨大的贸易逆差也许会导致美国国内一些工人的工作岗位被淘汰，同时也会增加国家的债务水平，但是本国的经济却能因外国的产品和投资而受益。
在“鹰派”人士关于美国贸易赤字问题的观点当中，中美两国关系上存在的不明朗因素，以及他们所认为的中国作为债权国的角色所具有的可以“破坏”美国利益的能力，即使没有夸大其辞，言过其实，充其量也就只能算入国家安全风险的范畴，而与国内的工作机会多少无关。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局势缓和的时候，估计在特朗普这类“鹰派”阵营人士的眼里，贸易逆差的问题很快就会“沦落”到与“跨性别人士专用洗手间”这类议题一样无足轻重。
或许有可能，当特朗普依然认为贸易逆差是个十分重要的议题的时候，处于反对阵营的媒体、学术界以及官僚机构，就会像巴甫洛夫的实验狗（Pavlov's Dogs）一样，条件反射般地认为贸易逆差是无关紧要的。而一旦特朗普不再认为贸易逆差重要，并且与这些反对阵营站到了同一立场上，他们估计又会开始觉得贸易逆差是个至关重要、不可忽视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