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未了“新冷戰”陰霾隱現
 此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了“買下格陵蘭島（Greenland）”的想法，不出所料，這個念頭遭到了媒體的嘲笑。由於美國媒體對特朗普一向恨之入骨，因此對他的挖苦與諷刺已經是見怪不怪，不過，實際上，“買下格陵蘭島”這個主意並非如媒體所認為的那麼“前無古人”和“荒唐可笑”。
首先，這絕不是“前無古人”之事，其次，在貿易和國家安全的層面而言，此舉也會是大有裨益的。過去一些前任美國總統也曾經有過購買領土的做法。在1803年，美國第3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就曾經以1,500萬美元的價格從法國手中購得大片土地，史稱“路易斯安那購地案”（Louisiana Purchase）。在1867年，第17任總統安德魯·約翰遜（Andrew Johnson）又以720萬美元的價格，從俄羅斯手裡買下了俄屬北美，也就是今日的阿拉斯加（Alaska）。而在1917年，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又以2,500萬美元的價格，從丹麥手中購入了丹屬西印度群島（Danish West Indies），也就是現在的美屬維爾京群島（US Virgin Islands）。既然以往也有過這樣的先例，那為何特朗普“買下格陵蘭島”的主意，就一定是異想天開、荒唐可笑的念頭呢？
此外，從一個戰略性的角度來看，中美雙方之間的對抗將有可能會長期延續下去。各方曾經期待中美貿易戰能夠在短時間內結束，然而這樣的希望如今已經破滅。尤其是，兩國各自的野心都很大，而決心和意志也相當的堅定。並且，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強硬姿態來看，中方今後會改變態度和做法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再者，在2018年，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取消了中國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這為習近平長期擔任中國的最高領袖鋪平了道路。因此，正值盛年的習近平，未來即便是擔任中國國家主席20年，也並非令人意外的事。這意味著中國的強硬態度今後可能會繼續維持。美國向中國提出了開展“互惠互利”貿易的要求，然而中方卻並沒有要接受這個要求的意思。相反，中國似乎還打算在關島（Guam）以西的太平洋地區，消除美國的影響力，同時提升強化自己在南海地區的掌控能力，就像美國對加勒比海（the Caribbean）地區擁有強有力的掌控一樣。
另一方面，俄羅斯今後的角色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在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不過目前，該國已經從外交的“冬眠狀態”中蘇醒過來，並且似乎正摩拳擦掌想要重奪自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所喪失的在國際上的主導地位。
過去，中國和西方世界的關係曾經一度逐漸變得友好開放起來，但是如今卻已經遭遇降溫。不僅是與美國的關係轉冷，連歐洲也一樣，儘管目前中國和歐洲之間開通了到德國，甚至遠達西班牙的鐵路貨運班列，並且發展勢頭和前景也相當看好。另一邊廂，中國與加拿大的關係，也因為加方在溫哥華逮捕中國科技公司華為（Huawei）的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事件，而驟然降至冰點。由於歐洲和加拿大都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因此，在可見的未來，兩者與中國的關係冷卻將會成為一個常態。
由此看來，雖然中美貿易戰表面上看似僅僅是中國與美國雙方之間的齟齬摩擦，不過實際上卻引發了一系列的連鎖效應。
此外，到2047年，中國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針對香港所提出的、載於1984年所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內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現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50年不變”的方針，將會面臨終結。屆時，香港很可能將會失去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區的地位，也不再享有在經貿上可以自行與其他國家商討雙邊合作的優勢。而喪失了這種獨特優勢和地位的香港，將會變得跟與之毗鄰的中國內地城市深圳毫無二致。而深圳本身，除了在地理位置上稍顯優越，更有利於航運業的發展之外，其實與其他的中國城市也並沒有太大的區別。現在，隨著越來越多的製造業選擇遷離中國，經珠江三角洲港口出口的貨物也會不斷減少，這樣，未來深圳作為航運樞紐的地位也會逐漸削弱。
而美國未來則依然會是一個消費大國，擁有龐大的消費需求。不過，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關係，無論美國的需求是多麼巨大，今後也無法再成為支撐中國GDP飛速增長的一個因素，而過去GDP增速高達兩位數的景象，也許將難以在中國重現。雖然，美國有一半的民眾對特朗普的唾駡聲不絕，但是，哪怕是連那群對特朗普的抨擊最為猛烈的反對者們，在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上也並沒有表示出反對。由於中美貿易戰令美國國內許多企業“很受傷”，因此這些企業對於特朗普自然是怨聲載道。不過，即便是這些企業迫切期望貿易戰能夠早日結束，在他們之中，仍然願意美國未來繼續沿用與以往一樣的方式與中國打交道的企業，卻是少之又少。就連反對特朗普的人士，也對過去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頗有微詞，認為中美貿易雖然為美國帶來了不少物美價廉的產品，但是卻促使美國企業紛紛將生產環節遷移至中國，從而“掏空”了美國的製造業。
不過目前，由於中國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的原因，低端製造業也在不斷遷出中國，移至亞洲區內其他勞動力成本更為低廉的國家。這樣的形勢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然而，在遷離中國的生產企業當中，許多都沒有響應特朗普的號召而回流美國。儘管，當前有大量的低技能勞工正在穿越墨西哥邊境湧入美國國內，與此同時，美國一些州份還推行了受到企業歡迎的“工作權利法”（right-to-work laws），禁止工會把雇員必須加入工會作為雇傭條件，並且禁止工會對非工會會員收取代理費，或者將收取代理費作為雇傭前提。而美國南部一些距離墨西哥較近的州份，比如得克薩斯州（Texas）和阿裡桑那州（Arizona），均已經實施了“工作權利法”。
若是原本遷移到中國的美國製造業回流至本國，這不僅會為移民眾多的美國南部州份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甚至也能為美國以南的墨西哥帶來更多工作機會。如果製造業回流到美國境內，並且雇用新移民作為生產低端產品的勞動力，儘管工資成本比起在中國設廠會有所上漲，不過卻節省了從中國運往美國的跨太平洋海運費用，因此兩者就互相抵消了。而如果美國製造業就近外包到墨西哥，那麼雖然美墨之間的跨境運輸成本相比在美國境內設廠會較高，但是墨西哥國內的勞動力成本低廉，因而這兩者也可以相互抵消。
可是，很顯然，美國生產企業並沒有選擇回流。中美兩國的貿易爭端正在迫使美國企業轉為將生產環節外包至另外一些享受世界貿易組織（WTO）普及特惠稅制度（Generalised System of Preferences，指世界貿易組織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優惠關稅制度，可以豁免世貿成員遵守最惠國待遇原則，讓發達國家減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關稅）的國家，比如印度、泰國、柬埔寨、印尼和菲律賓等，因為這些國家不僅不受貿易戰中美互祭關稅的影響，而且從這些國家出口至美國的產品還能夠享受關稅優惠，此外，這些地區的勞動力成本更是比北美低廉得多。自從特朗普迫使美國企業撤出中國以來，將生產設施遷往東南亞地區的趨勢就日益明顯。但是實際上，對於這些企業來說，遷離中國也是一個十分痛苦的過程，因為在出售困境資產（distressed assets）上，他們即便不是全然束手無策，也必定會遭遇較大的困難。因此，這些企業在撤離中國時無可避免將要承受較大的損失，難以全身而退。而唯一可以令這些企業感到一絲安慰的恐怕就是，他們的競爭對手也同樣面臨著供應鏈中斷（supply chain disruption）的局面。
不過，這次的供應鏈中斷伴隨著一股類似於1950年代美國國內的反共情緒。自從上世紀50年代美國掀起反共浪潮以及朝鮮戰爭以來，如此強烈的反共情緒已經多年沒有再現。當今，在西方世界，共產主義似乎正越來越為人們所擔憂和畏懼。香港有多達數百萬市民走上街頭，很難說背後完全沒有這種憂慮和恐懼的心理在作祟。這是一場政治運動，是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較量，雙方陣營在以世界為疆域的戰場上寸土必爭，直到最終其中一方像1990年代蘇聯解體那樣轟然垮臺。在今天的共產主義陣營當中，中國（人口14億，人均GDP為10,153美元）毫無疑問是“老大哥”，擔任著打頭陣的角色。而跟隨在中國之後的，還有朝鮮（人口2,540萬，人均GDP為1,800美元）、古巴（人口1,120萬，人均GDP為7,602美元），以及委內瑞拉（人口3,150萬，人均GDP為2,724美元）等。
過去，在中國一些前任最高領導人，尤其是在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的帶領下，中國離自由市場似乎正日趨接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中國享受到了市場經濟所帶來的豐盛碩果。而與此同時，在西方國家的眼裡，往日共產主義制度曾經給他們留下的負面印象，也在逐漸淡化。其時，坊間也有不少人對中國的未來滿懷希望，認為通過商事仲裁等領域的不斷推動，中國終有一天也能夠充分貫徹“法治”（rule of law）的精神。
上世紀90年代，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角色，也許能夠以18世紀時英格蘭教會（Anglican Church）在英國國內的地位作為類比。在16世紀時，英格蘭教會曾經是英國最大的一股宗教勢力，權力之大，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甚至可以監督民眾的思想，擔任“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出自喬治·奧威爾代表作《1984》）。而到了18世紀時，英格蘭教會的影響力則已經逐漸衰微。到了今時今日，除了手頭所持有的大量地產仍能讓人為之側目以外，英格蘭教會甚至已經廣泛被英國國民所漠視。現在，英格蘭教會的思想和理念，只有在節日慶祝時會被重新搬出來，再次接受民眾的尊重敬仰，而在平日裡，除非是生日、喪葬、婚禮，或者慈善活動等特別場合上，出於主持宗教儀式的需要，否則英格蘭教會已經基本上被遺忘。雖然，目前英格蘭教會依然是英國的國教，而英國女皇仍舊是教會的首領，但是，如今英格蘭教會的勢力比起往日，已經是相去甚遠。
試想一下，假如現在的英格蘭教會重新擁有了與過去一樣對人們實施道德監督的權力，使他們能夠對公民的社會行為進行巨細無遺的監察，對異端分子、異見人士加以懲處，並且對少年兒童實行思想灌輸，那麼，人們很容易就能聯想到，在某些共產主義國家裡，政府權能無限膨脹，權力可以無止境地延伸至政治、社會與個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做法。而這也是為什麼西方世界對共產主義政權會抱有如此大的戒心和恐懼，哪怕共產主義政權所取得的霸權地位僅限於某個地域和範圍之內，西方國家也會竭盡所能地對其加以阻撓和遏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