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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關係有望長期維持平衡

在美國有一個說法,那就是“對商界有好處的就是對美國有好處”。現在,這個說法也許可以稍事修改,改成“對美國有好處的就是對中國有好處”,至少在貿易領域內,這個說法是可以成立的。並且,這種觀點也與各大投資銀行對於新一年的展望相符。

據美國投資教育及諮詢網站“投資百科全書”(Investopedia)指出,“經過對由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主持的2019年第三季度盈利電話會議(earnings conference call)上,與會的高層管理人員所給出的評論和看法,進行了綜合分析之後,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發現。那就是,當前,企業高層們普遍都認為,2020年美國經濟的表現會相當強勁”。而那些對未來的展望持樂觀態度的企業,包括了跨國酒店管理公司萬豪國際(Marriott International)、消費日用品公司寶潔(Procter & Gamble)、固體廢物處理公司共和廢品(Republic Services)、摩托車及配件生產商哈雷戴維森(Harley-Davidson),以及安防設備生產商安朗傑(Allegion PLC)。

另外一家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還預測,在2020年第一季度,隨著貿易摩擦的緩解,以及寬鬆貨幣政策的退出,全球經濟就會逐步恢復增長,而維持了長達7個季度之久的下滑頹勢屆時將得以扭轉。

中歐貨運班列:運輸格局的改變者?還是政府補貼的無底洞?

波蘭國家資助的位於華沙(Warsaw)的智庫------東方研究中心(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對中國與歐洲之間的鐵路貨運班列進行了分析研究。報告指出,從2010年代初到現在,中歐鐵路貨運班列的運輸量,已經經歷了高達100倍的驚人爆發式增長。自2011年,首個中歐貨運定期班列開通以來,來往於中國和歐洲兩地之間的雙向班列總數,已經達到了6,637次。而在2017年,中歐班列的開行次數更是刷新了記錄,達到了3,673次。

早在1990年,新歐亞大陸橋(the New Eurasian Land Bridge,即連接中國東部沿海地區與歐洲的鐵路系統)就已經貫通,中國的鐵路網絡在阿拉山口口岸(Alataw Pass)接入了哈薩克斯坦的鐵路。不過,直到2008年10月,首班“跨歐亞物流”(Trans-Eurasia Logistics)貨運列車從湖南湘潭出發,沿西伯利亞鐵路行駛抵達德國漢堡,才標誌著中國與歐洲之間首次有鐵路貨運班列開行。而到了2011年7月,重慶開通了到德國杜伊斯堡(Duisburg)貨運班列,才又標誌著中歐鐵路的首個定期貨運班列正式開始運行。

根據估算,自中歐班列開通以來,所運輸的貨物總值已經達到了229億美元,占中國與歐盟貿易總值的4%。而在中歐鐵路所開行的班列總數當中,有超過三分之二都是從中國開往歐洲的班次。這反映出了中國向歐洲出口多於自歐洲進口的貿易失衡的客觀現象,與海運業內同樣存在的失衡狀態,大致上是相符的。中國出口至歐洲的貨物,經鐵路運輸的大約有200,000個20尺櫃,而經海路運輸的則在1,000萬個20尺櫃左右。

印度、印尼和越南會否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

每個領域內都有那麼一些專家,在該領域的現狀和現有運作模式上擁有著很高的專業程度。然而,一旦出現了趨勢變化的苗頭,他們的第一反應卻是先予以否認,為現狀的延續和維持作辯護。儘管,改變的跡象或許已經不言自明,甚至是無可否認,就好比地震正在腳下發生,可是,這些專家卻似乎不願意承認有新趨勢的出現,不甘心看到規則的改變動搖他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方式和原理。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這類專家多數都傾向於與更有勢力的一方站在同一立場上,並以此作為他們的論點論據,主張現行的這種模式,才是世界上的主流,才是最優最合理的方式。然而,他們也許忘記了,他們口中的“世界”,只是昨日的、過去的世界,而並非那個此時此刻正在不斷演變著的世界。

以中國為例,多年以來,該國都普遍被認為是一個生產供應西方發達國家的“世界工廠”,可是現在,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角色,似乎正面臨著挑戰。如今,當人們談論起中國,以及該國與西方世界的關係,或多或少都會提及,印度、印尼以及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供應商,正在取代其中國的同行。這種趨勢的出現已經有數年的時間了,只不過在近來,伴隨著全球供應鏈上國家風險因素的加大,這些東南亞國家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的進程,貌似也在不斷加快。而隨著美國決定採取“近岸外包”(near shoring)的策略,將部分生產環節外包至美國周邊的國家,現在,就連墨西哥的產品也開始侵蝕“中國製造”在美國市場當中的地位。

中國對歐美市場出口貨物的新運輸路線

隨著中美兩國爆發貿易戰,如何才能夠降低成本,其重要性在當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凸顯。尤其是,中美兩國貿易的這種緊張態勢,未來有可能會成為一種“新常態”。

而降低從中國出口至歐洲和北美市場的貨物的運輸成本,其中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在於對港口的選擇。一直以來,航運業內的傳統和經驗,讓貨主們十分執著於“實踐出真知”的信條,並拒絕考慮那些未知的,或是鮮有人選擇的,令他們感到陌生的選項。然而,在如今這樣的局面下,嘗試把眼光轉到他們以前從來未曾考慮和採用過的一些選項上面,並進行仔細分析和研究,這對於貨主來說也許是有好處的。

從前積累下來的經驗,在新的形勢下已經不再適用。相比以前,現在船隻的體型和運力已經增大了許多,而船隻所配備的船員數目卻在日趨精簡,燃油成本也上升了不少,但艙位成本得到了壓縮。總而言之,航運業內的“算法”已經發生了變化。儘管,這些因素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人們目前尚未完全徹底地弄明白,但是,在決策的過程當中,它們已經被納入了考量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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