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亞洲區內貿易弊病 中美貿易戰能否帶來轉機？
 中美兩國爆發貿易戰，“戰況”一度愈演愈烈，且遲遲未見消停，此外還有香港政治危機持續發酵，以及抗議示威活動演變成為暴亂等的問題，令中國背後暗藏國家風險不斷加大。這使得在中國經營的跨國企業，紛紛開始考慮遷移至鄰近的東南亞地區，以求規避風險。不過，除了國家風險以外，還有別的因素在驅使跨國企業遷離中國，那就是成本。
實際上，過去數年以來，隨著中國工人薪資水平的不斷上漲，勞動力成本節節攀升，早已經有不少入駐中國的大型企業，選擇將生產設施等勞動密集的環節，遷移至東南亞國家，並且，遷移的企業還在持續增加。
這種局面也使得大量的財富隨之流入了亞洲區內貿易領域當中。縱觀全球各個貿易板塊，亞洲區內市場是一個消費人群收入水平相對較低，較為“貧窮”的板塊。而亞洲區內貿易最為人所知的一個弊病，就是儘管其貿易量相當大，但是貨物的價值卻十分低廉，因此難以取得盈利。
如今，隨著遷出中國的企業不斷增加，從中國流失的財富也越來越多，並且這種趨勢在未來還有繼續深化和擴大的跡象。而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印尼和菲律賓等一眾東南亞國家，則有望能夠“拾獲”這些從“中國巨人”的“錢袋子”裡面掉出來的“金子”，因此得利。這些國家今後將會日益成為貨主和買家雙方所關注的新焦點，創造更多的財富。
中國成本持續增長的形勢為企業的遷離帶來了直接有力的推動力。近年來，中國的工資報酬和生產成本迅速提高，而勞動力短缺的現象更是進一步加劇了用工成本的上漲。來自香港貿易發展局（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的數據顯示，中國一線城市如深圳和上海的最低工資，已經從2009年的每月1000元人民幣左右，上升到了今年的每月2,480元人民幣（約合369美元），增幅超過兩倍之多。雖然，越南的最低工資增速更為迅猛驚人，與2009年相比已經翻了5倍，然而，其基數相較於中國畢竟仍然低出許多，僅為每月145美元左右。這使得香港的製造企業越來越把眼光放向中國之外，積極尋求合適的替代市場，以作為他們新的生產基地。
在企業關於遷移生產設施的決策過程當中，薪酬成本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而除了工資以外，勞動力的規模也是一個需要留意的方面。有一點格外受到企業關注的是，當地市場的廉價勞動力供應是否具有可持續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廉價勞動力的供應是否能夠繼續保持充足，尤其是那些掌握熟練技能的工人。如果產品生產過程更為複雜，那麼對於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就會更大。而生活在東南亞國家大陸的人口當中，有超過半數都是勞動力。其中，越南所擁有的勞動力人口是東南亞國家之中最多的，而老撾則最少。
此外，居住在城市和農村的勞動力人口各自的比例，這也是值得企業仔細研究分析的一個方面。以泰國為例子，根據該國政府公佈的官方數字，泰國的失業率在1%以下，是全球最低。然而，在泰國的人口當中，有超過一半都已經是居住在城市裡，而該國每年從農村遷移至城市的人口比例，大約在3%左右。這意味著，未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泰國的廉價勞動力供應可能會難以為繼，而工廠屆時也許會面臨無法找到充足勞動力的困境。
而在越南，儘管當地人口從農村遷移至城市的速率與泰國相當，但是，越南的總人口規模卻比泰國多出30%。再加上，越南目前正處於工業化發展階段，並且工業化進程正在逐步加快，今後，該國自農村向城市遷移的人口，其增長速度還有望進一步提高，而這個發展過程勢必會造就產生大批的勞動力。與此同時，目前，越南的工業園正猶如雨後春筍一般不斷在全國各地興建設立，而這些新產生的勞動力將可以滿足新建工業園對於勞工的大量需求。
不過，至於那些擁有熟練技能的工人，或者是有能力可以通過培訓掌握技能的工人，甚至是那些能夠擔任工程師或者管理人員等具有高技術要求崗位的人才，這部分勞動力的供應是否充足，這又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在任何一個國家，諸如管理人員和工程師之類的人才的供應是否充足，都可以透過這些崗位與普通工人的薪資比率反映出來。譬如在泰國，一個生產部經理每個月的基本工資大約為1,487美元，是一個泰國普通工人的4倍，而這個比率在所有東南亞國家當中是最低的。這意味著，在東南亞，泰國市場內的經理崗位人才供應最為充足。接下來則是越南、柬埔寨、老撾和緬甸。
可見，在緬甸和老撾這樣的國家，招聘具有工程師或者管理人員等資質的人才，存在著較大的困難。而這種情況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假如企業選擇將生產設施遷移到這些國家，那麼工廠裡的高級管理崗位，就需要依靠企業從海外輸入人才以進行填補。至少，在運營的初始階段，這種做法是少不免的。
在中國，成本增加的問題已經在迫使企業紛紛離開，尋找新的落腳點。可是，即便是找到了新的地點“安家落戶”，促進經濟發展，提高生活水平，增加薪資報酬，這畢竟是全球各地民眾的普遍需求。因此，由於工資水平提升而造成生產成本上漲的問題，今後在新的市場內同樣有可能會再次出現。而為了應對這個問題，現在，跨國製造企業越來越傾向於將生產設施遷移至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二線城市，以便在將來能夠更長久地維持出口競爭力，尤其是那些勞動密集型行業，比如成衣生產等。例如，有兩家韓國投資的企業便已經開始在越南中部的廣南省（Quang Nam Province）建設紡織和成衣工廠。而由於廣南省臨近越南的主要港口峴港（Da Nang），未來工廠還可以享有港口腹地的優勢。
根據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指出，東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成員國裡那些以出口為主導的經濟體，受貿易壁壘和貿易摩擦的影響和衝擊是最大的，尤其是新加坡、泰國和馬來西亞。如果這些國家想要把握住中美貿易戰的時機，從中獲利，那麼他們就必須克服自身的保護主義傾向，繼續深化地區融合，以充分利用供應鏈遷移所帶來的發展機遇。
東南亞地區的製造業，主要是進行原材料加工，或者是生產中間產品，然後再出口到中國進行組裝，再經由中國出口至西方國家消費市場。目前，因為由一個行保護主義的政府執政的緣故，美國正在脫離深化世界經濟融合的發展軌道，但是，因此而造成的全球貿易局勢動盪不穩，卻促使東盟成員國的關係變得愈發緊密起來。
縱觀整個東南亞地區，當地各個國家的政府和領導人均在強調東盟成員國團結合作的重要性。在位於越南首都河內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馬來西亞的國際貿易及工業部長達勒·雷京（Ignatius Darell Leiking）表示：“東盟成立已經有多年時間了，而現在，東盟發展的機會到來了，我們必須抓緊時機。我們要以東盟為一個整體，發展東盟各成員國之間的貿易，並推動區內貿易實現無縫銜接，這樣將有助於減輕關稅大戰所帶來的衝擊。”
這番話聽起來著實讓人心動。在亞洲區內貿易當中，東盟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約占亞洲區內整體貿易量的24%。與此同時，東盟也是推動東南亞地區經濟合作，促進區內各國構建合作框架的一股主要的驅動力。此外，東盟也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基礎。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由東盟在2012年發起，其成員包括東盟十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該協議的覆蓋地域範圍十分廣闊，其成員國的GDP總和占到了全球總量的25%，囊括了世界45%的人口數量，各國的收入總和在全球總收入之中所占的比例達到30%，而貿易量在世界貿易總量當中的佔據的份額也高達30%。
與此類似的還有《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CPTPP，是美國退出後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新名字）。該協議已經在東南亞和亞太地區內推動了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並且也可以在成員國制定相關合作政策時提供參考，此外也能夠透過促進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增長，來帶動地區經濟的發展。
然而，事實是，東南亞各國政府對於團結合作的呼籲言不由衷。儘管口頭上不斷強調團結的重要性，但是卻遲遲不願落實。而對於各國的選民來說，團結合作就更像是一個政府向他們強行推銷的概念，難以令人信服。1997年，亞洲地區爆發金融危機，戳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泡沫，使當地各國的經濟遭受嚴重打擊，並陷入蕭條和社會動盪。亞洲金融危機已經在東盟成員國的心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痕，經濟和金融自由化給這些國家帶來的只有苦澀的記憶。
綜上所述，國家風險的與日俱增，以及勞工薪資報酬的上漲所引發的用工和生產成本提高，部分導致了跨國企業紛紛選擇遷出中國，但是這卻讓東南亞地區成為了企業遷移潮的新目的地，為當地帶來了利好。可是，假如區內國家的政府繼續口是心非地空談團結合作和發展目標，而不願去真誠地落實，那麼，即便發展機遇來臨，也還是無法將之把握。東盟是亞洲區內貿易的核心所在，現在，發展的條件與時機均已具備，而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東盟成員國未來是否願意彼此伸出友好合作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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