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 離還是留？ 跨國製造企業面臨抉擇
 對於許多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跨國製造企業來說，未來究竟是要退出還是留在中國市場，這是一個令他們備感難以抉擇的問題。雖然，一些參與建立並且完善了中國至北美的跨太平洋運輸線路，以及亞洲至歐洲運輸線路上的供應鏈的利益相關方，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場，勸諭跨國企業繼續留在中國市場，可是卻無法止住暗下裡不少打算退出中國市場的竊語私議。
如今，中美兩國政府對彼此的戒心和敵意都比以往有所加大。而在其他一些國家也曾經出現過的情形是，如果新上臺執政的是一個懷有敵意的政權，那麼當地不少外國企業就會考慮退出該市場，並遷移到別的意識形態上更為意氣相投的地方。不過，這些撤退的企業並不會將他們計劃退出的想法公然昭告天下，而是通常會選擇以秘而不宣、偷偷摸摸的方式悄然離開，並且表面上仍然維持著一派一切如常的假像，為的是製造煙幕，障人耳目，以便為他們的撤退作掩護。
坊間許多言論、觀點和報道都讓人們不禁認為，也許中美貿易戰很快就會“停戰”。首先，不管是美國總統特朗普，還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都需要營造出一個“我方已經取得勝利”的表像。目前，中國已經與美國敲定了一筆向後者購買大宗農產品的訂單。這在特朗普眼裡或許稱得上是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也可以令他暫時放下一直以來對中國“緊咬不放”的步步緊逼。甚至，人們還可以期待這種短暫和平未來能夠維持得更長久一些。而對於習近平來說也是如此。由於貿易戰的緣故，西方市場對於中國產品的需求急劇下挫，這不僅使得中國一些省市所獲得的國家補貼減少，同時還令這些省市的政府面臨著失業率攀升的問題。
再者，貿易戰在中美兩國國內均已引起了許多不滿和批評。在美國，對中國產品需求的萎縮，近來已經反映到了港口的統計數據之上。這是因為，去年當特朗普威脅將會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征關稅的時候，美國國內的企業就已經趕在加征關稅正式落實之前，大量提前訂購了中國的產品，並由此造成了後續需求的暴跌。而在中國，來自美國市場的訂單減少，就意味著國內的生產企業將不得不裁員，而失業又會導致民怨增加，因此，中央下級政府和官員對此也有不少苦水和牢騷。
對於跨國企業來說，上述這些可能預示著中美貿易戰很快就能結束的跡象，或許也可以成為他們未來考慮留在中國，繼續以此為其生產基地的理由。
然而，儘管貿易戰令中美雙方都深受其害，甚至，挑起事端的美國也許都已經萌生停戰撤退之意，但是，已經開始了的跨國企業遷離潮，卻不太可能會因此而止住。在飽受貿易戰的拖累之後，如今跨國企業都紛紛尋求能夠分散國家風險的方法，以避免在下一輪誰也無法預料是否會出現的關稅大戰當中，被“殺個措手不及”。
不過，將生產基地搬遷至別的地方，重新建立起新的供應鏈，其困難程度絕不可以被低估，總部在德國波恩（Bonn）的物流巨頭敦豪全球貨運（DHL Global Forwarding）就作出了這樣的警告。一項由DHL旗下的供應鏈風險管理軟件平臺“DHL彈性360”（DHL Resilience 360）所進行的調查顯示，在接受採訪的貨主當中，有12.9%的人認為，遷移生產設施的成本，可能會比加征關稅所導致的成本還要高，而有11.7%的人則認為，遷移生產設施所耗費的時間可能會太長。
DHL亞太地區副總裁兼增值服務板塊負責人歐莉維亞·卡辛（Olivia Cashin）表示：“供應鏈遷移是一項十分浩大的工程，因此，並非所有公司都會作出遷移的決定，除非是當地的經濟狀況已經惡化到不得不離開的地步。”
卡辛並指出，雖然，有多家大型跨國企業已經制定好了應急預案，可是，他們之中的大多數目前都還只是停留在觀望的階段，尤其是，眼下的貿易環境依然波詭雲譎，難以預測。
而為了探明將供應鏈從中國遷移至亞洲其他地區，是否適宜可行，DHL一方曾經派員陪同其企業客戶，一起奔赴亞洲多個城市，以對遷移的可行性進行實地調查研究。“我們發現，在決定遷移之前，有幾個因素是需要考慮的，其中包括了當地現有的基礎設施條件”，卡辛表示。
據卡辛介紹，需要加以考量的幾個方面，包括“當地的公路、航空和海上貨物運輸網絡是否可用，是否常用，以及運輸能力的大小；原材料與半成品的獲得是否輕鬆容易；是否擁有技能熟練的勞動力（尤其是在高科技領域內）；社會及政治環境的穩定性；是否有出臺對商業利好的政策和措施；在某些情況下，還需要考慮當地政府是否有提供補貼或者獎勵；此外，一些如電力和用水等的基本資源，是否有供應，供應又是否穩定。這些就是企業在計劃進行供應鏈遷移時需要研究的其中一些真實存在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指企業為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而放棄另一項經營活動的機會，或利用一定資源獲得某種收入時所放棄的另一種收入）。”
至於企業具體遷移至亞洲區內的哪個地方更合適，這通常都是由他們所屬的行業，以及他們所生產的產品所決定的。“在具體的不同領域內，各個市場擁有著各自的優勢”，卡辛說道，“譬如在印尼，消費類產品和快速消費品行業的增長勢頭就更為強勁。而在泰國，汽車製造業的發展形勢就相對更加蓬勃，而越南則是紡織業較為興旺，諸如此類。”
“雖然，某個市場內如果製造業繁榮，就意味著當地必然擁有較多技能熟練的勞工，但是即便如此，各地在基礎設施條件和水平上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卡辛指出。
不僅如此，當地是否擁有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zones）和保稅倉庫等設施，是否提供國際運輸服務，從而能夠讓產品和貨物的跨境運輸和流動更為方便順暢，這也是企業在遷移供應鏈之前需要考慮的一個方面。在某些市場，這類設施和服務的普及程度並不高，而這會成為妨礙企業將生產設施搬遷至當地的一個因素，卡辛表示。
“此外，亞洲一些國家的稅收體系相當複雜，並且各國的稅收制度之間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這使得產品的進出口變成了一片充滿陷阱的‘雷區’。因此，找尋一家知識與經驗較為豐富的物流服務提供商，並與之合作，才能更加妥善地處理在當地市場所遭遇的各種挑戰，而這對於企業來說是非常關鍵的”，卡辛說道。
“總而言之，遷移的決定將主要取決於企業所生產的具體是什麼類型的產品。而商業環境，社會環境和政治氣候，在決策過程當中也會扮演一定的角色。很顯然，對於後者，中美貿易戰就是一個例證。”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臺灣有一些從事代工生產（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OEM）的廠家，尤其是那些高科技和半導體領域的製造企業，也並沒有在臺灣本地生產運營，儘管臺灣擁有著能夠支撐這些製造企業運營的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充裕的高技能勞動力。”
綜上所述，將生產設施從中國遷移至亞洲其他地方並非易事，過程當中面臨著諸多困難和障礙。但是，選擇留在中國，也沒有人能夠保證未來不會出現下一輪關稅大戰，保證今後中美兩國會彼此妥協折衷，達成協議，重回合作軌道，而且兩國關係還能維持長久的穩定和平。在這樣的形勢下，企業分散風險的必要性也隨之日益變得清晰凸顯起來。因此，業內人士預計，未來終究還會有更多的企業選擇遷移至亞洲其他地方。
據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物流與供應鏈管理協會（Logistics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ociety）的主席萊蒙·克裡什南（Raymon Krishnan）指出：“早在2011年，一場名為‘任何地方，除了中國’（”Anywhere But China” movement）的企業遷移運動，就已經開始了。而當中美雙方爆發貿易戰以後，該運動的發展和擴大更是越發加速。”
“無論未來中美兩國是否會達成貿易協議，企業對於分散風險的需求，始終都是持續存在的”，克裡什南指出。
目前，代工工廠不斷遷離中國的趨勢，已經對跨太平洋貿易航線帶來了明顯的衝擊。德國航運業巨頭赫伯羅特（Hapag-Lloyd）的執行總裁羅爾夫·哈本·詹森（Rolf Habben Jansen）表示，由於中美貿易戰的緣故，去年，中國運往美國的貨物已經“清楚無疑地減少”了。不過，據詹森介紹，“像越南和印尼等國家，尤其是印度，從這些市場運往美國的貨物量，其增長形勢倒是一片向好。”
然而，亞洲其他地區運往美國的貨物量的增加，卻並未能夠彌補跨太平洋航線上整體貨物量的萎縮。去年11月，從亞洲運往美國的貨物，與上年同期相比大幅下挫了23%。中美貿易戰仿佛已經“抽幹”了跨太平洋貿易航線的“生命”。自亞洲地區出口的集裝箱量，總體上也在減少，而亞洲運往北美市場的集裝箱量，預計也會錄得十年以來的首次下跌。
上述因素在2019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對跨太平洋航線的即期運費（spot rate）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根據總部位於香港的在線貨運平臺Freightos的數據顯示，亞洲至美國西岸的運費，相比一年前已經大大降低了20%。
去年12月中旬，中美兩國就已經就貿易爭端達成了第一階段協議。不過，即便如此，亞洲至美國的貨物量也不太可能會受此帶動而回升。“新協議只是一個粗略的框架，許多細節尚未落實，因此在刺激跨太平洋東行方向貨物量的增加上，短期內也不會起到太大的作用”，知名國際航運業研究機構Alphaliner指出。
另外還有一個現狀，是業內一些大型企業都未曾公開提及的，那就是政治風險在不斷加大。中美貿易戰折射出一個事實-----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戒心和敵意已經再度出現。而中國在香港、新疆等問題上的態度和立場，以及在國內打造奧威爾式（Orwellian）的“社會信用體系”，建立起以面容識別技術為基礎的無所不包的民眾個人檔案，此外還有國家政府權能的進一步延伸擴大，以至於滲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對無論規模大小的各個組織機構，都能夠進行事無巨細的監視，這些因素都讓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防備和敵視態度愈發加強。
除此之外，在西方國家眼裡，中國堅持宣稱對南沙群島擁有主權，拒不承認位於荷蘭海牙（Hague）的“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關於南海仲裁案的判決結果，並且還在島上興建軍事設施的強硬姿態，以及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做法，同時還有規模龐大、覆蓋廣闊的“一帶一路”倡議，背後可能存在的對他們不利的因素，這些都讓西方世界感到“坐立不安”。而這些不同的因素結合在一起，則使得西方社會與中國的對立和分歧越來越嚴重，從而也導致了中國潛藏的國家風險進一步加大。為了規避風險，跨國製造企業即便是不打算回流本國，也會有將供應鏈遷移到離本國更近的地方的想法。
不過，當企業考慮是否需要將生產設施遷移至亞洲其他地區的時候，一些既得利益者總會傾向於努力勸諭和鼓勵他們留在當地，不要遷離，不要改變現狀。作為全球最大的貨運企業，DHL的觀點和見解無疑代表著供應鏈上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立場。當然，DHL有關遷移供應鏈存在困難和挑戰的說法並非虛言，而亞洲一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水平低下、條件落後，以及當地官僚機構出於本土保護主義而對外國投資者設下了諸多限制條款的情況，也是不爭的事實。
可是，有一個例子在此值得一提，或許可以引發人們的思考。美國東岸的薩凡納港（Port of Savannah）耗費了15年的漫長時間，與政府在法庭上就該港的擴建工程未能通過環保評估的問題，進行了多番交鋒。最後，擴建工程終於獲得批准。而多虧了薩凡納港作為“開路先鋒”，為後人立下先例，在此之後，其他競爭對手港口的擴建工程，僅需要兩三年的時間便已經輕鬆獲得通過。同理，像DHL這樣四處販賣恐懼的既得利益者，對於打算遷移生產設施的跨國企業所作出的提醒與規勸，在今天聽起來也許是合情合理，然而，如果未來有部分大型企業遷移至別國後，成功刺激了當地經濟的繁榮發展，提高了當地民眾的生活水平，那麼，面對著外商所帶來的龐大商機，當地的政府和融資方想必是不會不為所動的。而一旦當地政府為了迎合外國投資者而作出改變，遷移潮就勢必會日益擴大和加快。與此同時，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恰恰是通過在發展水平相對落後的新興市場，興建基礎設施，構建運輸網絡，從而提高當地的連通性。但是，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改善了當地的基礎設施條件，或許反倒更有可能會加速推動跨國企業將生產設施遷出中國，因而有損於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
隨著遷移趨勢的持續加強，以及規模不斷擴大，眼下既得利益者們所指出的那些困難，今後都將逐一被克服。如此一來，隨著障礙被清除，遷移生產設施的道路也會變得平坦通暢起來，未來必將有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選擇遷出中國。就連DHL自身，恐怕也更願意遷移到一個國家風險較小、政治環境更為穩定的地方。十年前，在西方世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曾經有過一個共同的願景，那就是，期望中國會朝著西方社會所理解和樂見的那種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方向不斷邁進。不過，從目前來看，西方社會的這個期待恐怕有點不切實際，因為中國有著不同的立場，也有著不一樣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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