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亚洲区内贸易弊病 中美贸易战能否带来转机？
 中美两国爆发贸易战，“战况”一度愈演愈烈，且迟迟未见消停，此外还有香港政治危机持续发酵，以及抗议示威活动演变成为暴乱等的问题，令中国背后暗藏国家风险不断加大。这使得在中国经营的跨国企业，纷纷开始考虑迁移至邻近的东南亚地区，以求规避风险。不过，除了国家风险以外，还有别的因素在驱使跨国企业迁离中国，那就是成本。
实际上，过去数年以来，随着中国工人薪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劳动力成本节节攀升，早已经有不少入驻中国的大型企业，选择将生产设施等劳动密集的环节，迁移至东南亚国家，并且，迁移的企业还在持续增加。
这种局面也使得大量的财富随之流入了亚洲区内贸易领域当中。纵观全球各个贸易板块，亚洲区内市场是一个消费人群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较为“贫穷”的板块。而亚洲区内贸易最为人所知的一个弊病，就是尽管其贸易量相当大，但是货物的价值却十分低廉，因此难以取得盈利。
如今，随着迁出中国的企业不断增加，从中国流失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并且这种趋势在未来还有继续深化和扩大的迹象。而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印尼和菲律宾等一众东南亚国家，则有望能够“拾获”这些从“中国巨人”的“钱袋子”里面掉出来的“金子”，因此得利。这些国家今后将会日益成为货主和买家双方所关注的新焦点，创造更多的财富。
中国成本持续增长的形势为企业的迁离带来了直接有力的推动力。近年来，中国的工资报酬和生产成本迅速提高，而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更是进一步加剧了用工成本的上涨。来自香港贸易发展局（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的数据显示，中国一线城市如深圳和上海的最低工资，已经从2009年的每月1000元人民币左右，上升到了今年的每月2,480元人民币（约合369美元），增幅超过两倍之多。虽然，越南的最低工资增速更为迅猛惊人，与2009年相比已经翻了5倍，然而，其基数相较于中国毕竟仍然低出许多，仅为每月145美元左右。这使得香港的制造企业越来越把眼光放向中国之外，积极寻求合适的替代市场，以作为他们新的生产基地。
在企业关于迁移生产设施的决策过程当中，薪酬成本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而除了工资以外，劳动力的规模也是一个需要留意的方面。有一点格外受到企业关注的是，当地市场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充足，尤其是那些掌握熟练技能的工人。如果产品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那么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就会更大。而生活在东南亚国家大陆的人口当中，有超过半数都是劳动力。其中，越南所拥有的劳动力人口是东南亚国家之中最多的，而老挝则最少。
此外，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人口各自的比例，这也是值得企业仔细研究分析的一个方面。以泰国为例子，根据该国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泰国的失业率在1%以下，是全球最低。然而，在泰国的人口当中，有超过一半都已经是居住在城市里，而该国每年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人口比例，大约在3%左右。这意味着，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国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可能会难以为继，而工厂届时也许会面临无法找到充足劳动力的困境。
而在越南，尽管当地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速率与泰国相当，但是，越南的总人口规模却比泰国多出30%。再加上，越南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并且工业化进程正在逐步加快，今后，该国自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其增长速度还有望进一步提高，而这个发展过程势必会造就产生大批的劳动力。与此同时，目前，越南的工业园正犹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在全国各地兴建设立，而这些新产生的劳动力将可以满足新建工业园对于劳工的大量需求。
不过，至于那些拥有熟练技能的工人，或者是有能力可以通过培训掌握技能的工人，甚至是那些能够担任工程师或者管理人员等具有高技术要求岗位的人才，这部分劳动力的供应是否充足，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诸如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之类的人才的供应是否充足，都可以透过这些岗位与普通工人的薪资比率反映出来。譬如在泰国，一个生产部经理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大约为1,487美元，是一个泰国普通工人的4倍，而这个比率在所有东南亚国家当中是最低的。这意味着，在东南亚，泰国市场内的经理岗位人才供应最为充足。接下来则是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
可见，在缅甸和老挝这样的国家，招聘具有工程师或者管理人员等资质的人才，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而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假如企业选择将生产设施迁移到这些国家，那么工厂里的高级管理岗位，就需要依靠企业从海外输入人才以进行填补。至少，在运营的初始阶段，这种做法是少不免的。
在中国，成本增加的问题已经在迫使企业纷纷离开，寻找新的落脚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新的地点“安家落户”，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增加薪资报酬，这毕竟是全球各地民众的普遍需求。因此，由于工资水平提升而造成生产成本上涨的问题，今后在新的市场内同样有可能会再次出现。而为了应对这个问题，现在，跨国制造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将生产设施迁移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二线城市，以便在将来能够更长久地维持出口竞争力，尤其是那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成衣生产等。例如，有两家韩国投资的企业便已经开始在越南中部的广南省（Quang Nam Province）建设纺织和成衣工厂。而由于广南省临近越南的主要港口岘港（Da Nang），未来工厂还可以享有港口腹地的优势。
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指出，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成员国里那些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体，受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的影响和冲击是最大的，尤其是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如果这些国家想要把握住中美贸易战的时机，从中获利，那么他们就必须克服自身的保护主义倾向，继续深化地区融合，以充分利用供应链迁移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东南亚地区的制造业，主要是进行原材料加工，或者是生产中间产品，然后再出口到中国进行组装，再经由中国出口至西方国家消费市场。目前，因为由一个行保护主义的政府执政的缘故，美国正在脱离深化世界经济融合的发展轨道，但是，因此而造成的全球贸易局势动荡不稳，却促使东盟成员国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密起来。
纵观整个东南亚地区，当地各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均在强调东盟成员国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在位于越南首都河内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马来西亚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达勒·雷京（Ignatius Darell Leiking）表示：“东盟成立已经有多年时间了，而现在，东盟发展的机会到来了，我们必须抓紧时机。我们要以东盟为一个整体，发展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推动区内贸易实现无缝衔接，这样将有助于减轻关税大战所带来的冲击。”
这番话听起来着实让人心动。在亚洲区内贸易当中，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约占亚洲区内整体贸易量的24%。与此同时，东盟也是推动东南亚地区经济合作，促进区内各国构建合作框架的一股主要的驱动力。此外，东盟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基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由东盟在2012年发起，其成员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该协议的覆盖地域范围十分广阔，其成员国的GDP总和占到了全球总量的25%，囊括了世界45%的人口数量，各国的收入总和在全球总收入之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0%，而贸易量在世界贸易总量当中的占据的份额也高达30%。
与此类似的还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是美国退出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新名字）。该协议已经在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内推动了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并且也可以在成员国制定相关合作政策时提供参考，此外也能够透过促进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增长，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然而，事实是，东南亚各国政府对于团结合作的呼吁言不由衷。尽管口头上不断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但是却迟迟不愿落实。而对于各国的选民来说，团结合作就更像是一个政府向他们强行推销的概念，难以令人信服。1997年，亚洲地区爆发金融危机，戳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泡沫，使当地各国的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并陷入萧条和社会动荡。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在东盟成员国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只有苦涩的记忆。
综上所述，国家风险的与日俱增，以及劳工薪资报酬的上涨所引发的用工和生产成本提高，部分导致了跨国企业纷纷选择迁出中国，但是这却让东南亚地区成为了企业迁移潮的新目的地，为当地带来了利好。可是，假如区内国家的政府继续口是心非地空谈团结合作和发展目标，而不愿去真诚地落实，那么，即便发展机遇来临，也还是无法将之把握。东盟是亚洲区内贸易的核心所在，现在，发展的条件与时机均已具备，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东盟成员国未来是否愿意彼此伸出友好合作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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