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 离还是留？ 跨国制造企业面临抉择
 对于许多以中国为生产基地的跨国制造企业来说，未来究竟是要退出还是留在中国市场，这是一个令他们备感难以抉择的问题。虽然，一些参与建立并且完善了中国至北美的跨太平洋运输线路，以及亚洲至欧洲运输线路上的供应链的利益相关方，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劝谕跨国企业继续留在中国市场，可是却无法止住暗下里不少打算退出中国市场的窃语私议。
如今，中美两国政府对彼此的戒心和敌意都比以往有所加大。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曾经出现过的情形是，如果新上台执政的是一个怀有敌意的政权，那么当地不少外国企业就会考虑退出该市场，并迁移到别的意识形态上更为意气相投的地方。不过，这些撤退的企业并不会将他们计划退出的想法公然昭告天下，而是通常会选择以秘而不宣、偷偷摸摸的方式悄然离开，并且表面上仍然维持着一派一切如常的假象，为的是制造烟幕，障人耳目，以便为他们的撤退作掩护。
坊间许多言论、观点和报道都让人们不禁认为，也许中美贸易战很快就会“停战”。首先，不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需要营造出一个“我方已经取得胜利”的表象。目前，中国已经与美国敲定了一笔向后者购买大宗农产品的订单。这在特朗普眼里或许称得上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也可以令他暂时放下一直以来对中国“紧咬不放”的步步紧逼。甚至，人们还可以期待这种短暂和平未来能够维持得更长久一些。而对于习近平来说也是如此。由于贸易战的缘故，西方市场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急剧下挫，这不仅使得中国一些省市所获得的国家补贴减少，同时还令这些省市的政府面临着失业率攀升的问题。
再者，贸易战在中美两国国内均已引起了许多不满和批评。在美国，对中国产品需求的萎缩，近来已经反映到了港口的统计数据之上。这是因为，去年当特朗普威胁将会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时候，美国国内的企业就已经赶在加征关税正式落实之前，大量提前订购了中国的产品，并由此造成了后续需求的暴跌。而在中国，来自美国市场的订单减少，就意味着国内的生产企业将不得不裁员，而失业又会导致民怨增加，因此，中央下级政府和官员对此也有不少苦水和牢骚。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上述这些可能预示着中美贸易战很快就能结束的迹象，或许也可以成为他们未来考虑留在中国，继续以此为其生产基地的理由。
然而，尽管贸易战令中美双方都深受其害，甚至，挑起事端的美国也许都已经萌生停战撤退之意，但是，已经开始了的跨国企业迁离潮，却不太可能会因此而止住。在饱受贸易战的拖累之后，如今跨国企业都纷纷寻求能够分散国家风险的方法，以避免在下一轮谁也无法预料是否会出现的关税大战当中，被“杀个措手不及”。
不过，将生产基地搬迁至别的地方，重新建立起新的供应链，其困难程度绝不可以被低估，总部在德国波恩（Bonn）的物流巨头敦豪全球货运（DHL Global Forwarding）就作出了这样的警告。一项由DHL旗下的供应链风险管理软件平台“DHL弹性360”（DHL Resilience 360）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在接受采访的货主当中，有12.9%的人认为，迁移生产设施的成本，可能会比加征关税所导致的成本还要高，而有11.7%的人则认为，迁移生产设施所耗费的时间可能会太长。
DHL亚太地区副总裁兼增值服务板块负责人欧莉维亚·卡辛（Olivia Cashin）表示：“供应链迁移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因此，并非所有公司都会作出迁移的决定，除非是当地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化到不得不离开的地步。”
卡辛并指出，虽然，有多家大型跨国企业已经制定好了应急预案，可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目前都还只是停留在观望的阶段，尤其是，眼下的贸易环境依然波诡云谲，难以预测。
而为了探明将供应链从中国迁移至亚洲其他地区，是否适宜可行，DHL一方曾经派员陪同其企业客户，一起奔赴亚洲多个城市，以对迁移的可行性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在决定迁移之前，有几个因素是需要考虑的，其中包括了当地现有的基础设施条件”，卡辛表示。
据卡辛介绍，需要加以考量的几个方面，包括“当地的公路、航空和海上货物运输网络是否可用，是否常用，以及运输能力的大小；原材料与半成品的获得是否轻松容易；是否拥有技能熟练的劳动力（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内）；社会及政治环境的稳定性；是否有出台对商业利好的政策和措施；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考虑当地政府是否有提供补贴或者奖励；此外，一些如电力和用水等的基本资源，是否有供应，供应又是否稳定。这些就是企业在计划进行供应链迁移时需要研究的其中一些真实存在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指企业为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而放弃另一项经营活动的机会，或利用一定资源获得某种收入时所放弃的另一种收入）。”
至于企业具体迁移至亚洲区内的哪个地方更合适，这通常都是由他们所属的行业，以及他们所生产的产品所决定的。“在具体的不同领域内，各个市场拥有着各自的优势”，卡辛说道，“譬如在印尼，消费类产品和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增长势头就更为强劲。而在泰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形势就相对更加蓬勃，而越南则是纺织业较为兴旺，诸如此类。”
“虽然，某个市场内如果制造业繁荣，就意味着当地必然拥有较多技能熟练的劳工，但是即便如此，各地在基础设施条件和水平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卡辛指出。
不仅如此，当地是否拥有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s）和保税仓库等设施，是否提供国际运输服务，从而能够让产品和货物的跨境运输和流动更为方便顺畅，这也是企业在迁移供应链之前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在某些市场，这类设施和服务的普及程度并不高，而这会成为妨碍企业将生产设施搬迁至当地的一个因素，卡辛表示。
“此外，亚洲一些国家的税收体系相当复杂，并且各国的税收制度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使得产品的进出口变成了一片充满陷阱的‘雷区’。因此，找寻一家知识与经验较为丰富的物流服务提供商，并与之合作，才能更加妥善地处理在当地市场所遭遇的各种挑战，而这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卡辛说道。
“总而言之，迁移的决定将主要取决于企业所生产的具体是什么类型的产品。而商业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在决策过程当中也会扮演一定的角色。很显然，对于后者，中美贸易战就是一个例证。”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台湾有一些从事代工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OEM）的厂家，尤其是那些高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制造企业，也并没有在台湾本地生产运营，尽管台湾拥有着能够支撑这些制造企业运营的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充裕的高技能劳动力。”
综上所述，将生产设施从中国迁移至亚洲其他地方并非易事，过程当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但是，选择留在中国，也没有人能够保证未来不会出现下一轮关税大战，保证今后中美两国会彼此妥协折衷，达成协议，重回合作轨道，而且两国关系还能维持长久的稳定和平。在这样的形势下，企业分散风险的必要性也随之日益变得清晰凸显起来。因此，业内人士预计，未来终究还会有更多的企业选择迁移至亚洲其他地方。
据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Logistics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ociety）的主席莱蒙·克里什南（Raymon Krishnan）指出：“早在2011年，一场名为‘任何地方，除了中国’（”Anywhere But China” movement）的企业迁移运动，就已经开始了。而当中美双方爆发贸易战以后，该运动的发展和扩大更是越发加速。”
“无论未来中美两国是否会达成贸易协议，企业对于分散风险的需求，始终都是持续存在的”，克里什南指出。
目前，代工工厂不断迁离中国的趋势，已经对跨太平洋贸易航线带来了明显的冲击。德国航运业巨头赫伯罗特（Hapag-Lloyd）的执行总裁罗尔夫·哈本·詹森（Rolf Habben Jansen）表示，由于中美贸易战的缘故，去年，中国运往美国的货物已经“清楚无疑地减少”了。不过，据詹森介绍，“像越南和印尼等国家，尤其是印度，从这些市场运往美国的货物量，其增长形势倒是一片向好。”
然而，亚洲其他地区运往美国的货物量的增加，却并未能够弥补跨太平洋航线上整体货物量的萎缩。去年11月，从亚洲运往美国的货物，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下挫了23%。中美贸易战仿佛已经“抽干”了跨太平洋贸易航线的“生命”。自亚洲地区出口的集装箱量，总体上也在减少，而亚洲运往北美市场的集装箱量，预计也会录得十年以来的首次下跌。
上述因素在201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跨太平洋航线的即期运费（spot rate）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总部位于香港的在线货运平台Freightos的数据显示，亚洲至美国西岸的运费，相比一年前已经大大降低了20%。
去年12月中旬，中美两国就已经就贸易争端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不过，即便如此，亚洲至美国的货物量也不太可能会受此带动而回升。“新协议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许多细节尚未落实，因此在刺激跨太平洋东行方向货物量的增加上，短期内也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知名国际航运业研究机构Alphaliner指出。
另外还有一个现状，是业内一些大型企业都未曾公开提及的，那就是政治风险在不断加大。中美贸易战折射出一个事实-----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戒心和敌意已经再度出现。而中国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以及在国内打造奥威尔式（Orwellian）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起以面容识别技术为基础的无所不包的民众个人档案，此外还有国家政府权能的进一步延伸扩大，以至于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无论规模大小的各个组织机构，都能够进行事无巨细的监视，这些因素都让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防备和敌视态度愈发加强。
除此之外，在西方国家眼里，中国坚持宣称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拒不承认位于荷兰海牙（Hague）的“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关于南海仲裁案的判决结果，并且还在岛上兴建军事设施的强硬姿态，以及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做法，同时还有规模庞大、覆盖广阔的“一带一路”倡议，背后可能存在的对他们不利的因素，这些都让西方世界感到“坐立不安”。而这些不同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则使得西方社会与中国的对立和分歧越来越严重，从而也导致了中国潜藏的国家风险进一步加大。为了规避风险，跨国制造企业即便是不打算回流本国，也会有将供应链迁移到离本国更近的地方的想法。
不过，当企业考虑是否需要将生产设施迁移至亚洲其他地区的时候，一些既得利益者总会倾向于努力劝谕和鼓励他们留在当地，不要迁离，不要改变现状。作为全球最大的货运企业，DHL的观点和见解无疑代表着供应链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立场。当然，DHL有关迁移供应链存在困难和挑战的说法并非虚言，而亚洲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低下、条件落后，以及当地官僚机构出于本土保护主义而对外国投资者设下了诸多限制条款的情况，也是不争的事实。
可是，有一个例子在此值得一提，或许可以引发人们的思考。美国东岸的萨凡纳港（Port of Savannah）耗费了15年的漫长时间，与政府在法庭上就该港的扩建工程未能通过环保评估的问题，进行了多番交锋。最后，扩建工程终于获得批准。而多亏了萨凡纳港作为“开路先锋”，为后人立下先例，在此之后，其他竞争对手港口的扩建工程，仅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便已经轻松获得通过。同理，像DHL这样四处贩卖恐惧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打算迁移生产设施的跨国企业所作出的提醒与规劝，在今天听起来也许是合情合理，然而，如果未来有部分大型企业迁移至别国后，成功刺激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那么，面对着外商所带来的庞大商机，当地的政府和融资方想必是不会不为所动的。而一旦当地政府为了迎合外国投资者而作出改变，迁移潮就势必会日益扩大和加快。与此同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恰恰是通过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新兴市场，兴建基础设施，构建运输网络，从而提高当地的连通性。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或许反倒更有可能会加速推动跨国企业将生产设施迁出中国，因而有损于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随着迁移趋势的持续加强，以及规模不断扩大，眼下既得利益者们所指出的那些困难，今后都将逐一被克服。如此一来，随着障碍被清除，迁移生产设施的道路也会变得平坦通畅起来，未来必将有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选择迁出中国。就连DHL自身，恐怕也更愿意迁移到一个国家风险较小、政治环境更为稳定的地方。十年前，在西方世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曾经有过一个共同的愿景，那就是，期望中国会朝着西方社会所理解和乐见的那种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方向不断迈进。不过，从目前来看，西方社会的这个期待恐怕有点不切实际，因为中国有着不同的立场，也有着不一样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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