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非洲地區發展西方觀點解析
 如今，在西方世界內部，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非洲地區的意義與價值，及其發展的現狀與前景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觀點和聲音。
其中一種主張，可以以美國一位名為迪倫·亞基申（Dylan Yachyshen）的青年研究人員的見解為例。亞基申在位於美國費城的智庫------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存在著不少值得西方國家擔憂的地方。而另外一種主張，則可以以在洛杉磯附近的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擔任教授的裴敏欣（Minxin Pei）的看法為例。在一篇於日本經濟新聞社旗下的英文週刊------《日經亞洲評論》（Nikkei Asian Review）上發表的文章裡，裴敏欣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如今已經喪失了影響力，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
亞基申的觀點充滿了憂慮。在他看來，目前“一帶一路”倡議在非洲地區的推行實施，就好比一個多世紀以前所發生的西方列強在非洲的“競賽”------史稱“瓜分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1880年代，在全面探索非洲大陸的背景下，歐洲國家因為覬覦非洲的豐富資源和巨大潛力，爭相想在非洲建立殖民地。而為了避免衝突，經時任德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召集，在1884至1885年間，15個西方列強召開了柏林會議（Berlin Conference）。會議上，各方就“協調在非洲的商業活動”達成了共識，這標誌著瓜分非洲的行動正式開始。而亞基申寫道：“令人遺憾的是，今時今日，一些國家在非洲大陸上彼此競爭，以求擴大影響力的局面，與過去的‘瓜分非洲’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然而，裴敏欣的見解則與亞基申的看法不同。裴敏欣在文章中寫道：“假使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非洲地區遭遇失敗，這不應該是一件令人們感到意外的事情，因為‘一帶一路’戰略根本上就是中國政府基於錯誤的假定和設想而制定出來的，並且推行的時機也並不湊巧。”
裴敏欣認為，中國的領導人將非洲視為一個天然資源的來源地。自1990年代初開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已經讓該國對石油和地下礦產產生了如饑似渴的龐大需求。而對於中國來說，蘊藏著豐富資源的非洲，似乎是一個可以“完美”契合他們需求的選擇，這是因為，非洲雖然由多個國家組成，但是這些國家對於非洲大陸的掌控能力卻都很弱，並且，在投資購買當地礦產和石油資源的股權時，中國政府輕易便能夠給出比當地國家更高的價格，從而在競標當中脫穎而出。
裴敏欣表示，出於未知的原因，中國政府方面相信，只要是成為了股東和債權人，就能夠保證有更多的機會可以接觸到非洲當地關鍵的天然資源和原料。為此，中國不惜在非洲“大開支票”，並且已然成為了非洲地區最為活躍的非傳統貸款國。
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中非研究所（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的數據顯示，在2000至2018年間，中國總共向49個非洲國家，發放了共計1,520億美元之巨的貸款。而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估算，截至2017年，中國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Sub 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所發放的貸款，總額達到了640億美元，已經佔據了雙邊債務（bilateral debt）總額的逾六成。
除了大舉放貸以外，中國在非洲當地的直接投資，也可謂相當“大手筆”。在非洲，中國的直接投資主要是透過其國有企業來完成。官方的統計數字顯示，在2008至2018年期間，中國在非洲地區的直接投資，從78億美元大幅跳升到了460億美元。
警惕心較強的亞基申在文章中分析指出，中國在非洲的發展策略，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與安哥拉（Angola）所簽訂的貸款協議。這也被稱作“安哥拉模式”（Angola Model），也就是，向發展較為落後，但是卻擁有著豐富資源的國家融資貸款的模式。而由於貧窮的緣故，這些國家一般都是以其天然資源作為貸款的擔保。以自然資源為本，此為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則是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在非洲，已經有多家中國國有企業，在多個國家開發了多項規模宏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這些項目包括了位於肯尼亞（Kenya）、斥資32億美元，從該國港口城市蒙巴薩（Mombasa）到首都內羅畢（Nairobi）的鐵路建設工程，還有位於科特迪瓦（Cote d’Ivoire）、耗資10億美元的蘇佈雷（Soubre）水電站建設工程等等。
在非洲大陸上，中國的興趣主要是集中於贊比亞（Zambia）、安哥拉（Angola）、阿爾及利亞（Algeria）、尼日利亞（Nigeria），以及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等資源豐富的國家。在贊比亞，中國企業購入了多個銅礦，大舉挖掘開發礦產資源。而到了2018年的時候，贊比亞已經開始用包括國際機場在內公共資產，來作為中國對其發放的64億美元貸款的擔保。隨後，在2019年，贊比亞又開始強制要求八年級至十二年級的中學生學習漢語。而贊比亞已經是非洲第四個出臺這項要求的國家。
在安哥拉，中國同樣是利用援助建設基礎設施的方式，來換取天然資源------石油。在與中國方面簽訂石油貸款協議的前一年，安哥拉的內戰才剛剛結束，而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援助計劃，則恰如“及時雨”般到來。17年間，中國總共向安哥拉發放了420億美元的貸款，均以石油作為擔保。在2004年，中國給安哥拉提供了20億美元的信用貸款，以換取每日10,000桶的石油供應，還款期長達17年之久。“安哥拉模式”是融資創新的“智慧結晶”。而在另外一個能源資源豐富的國家------阿爾及利亞，中國企業又與阿爾及利亞國家石油公司簽訂了60億美元的磷酸鹽開發合作協議，並且重新啟動了針對建設一條橫跨非洲西北部地區鐵路的談判，此外，中國還尋求成為阿爾及利亞最大的軍火商。
與此同時，在尼日利亞，中國的石油企業在過去10年間已經購入了數塊位於幾內亞灣（Gulf of Guinea）上的開發區塊，並且與當地簽訂了至少兩份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鐵路開發建設協議。而在尼日利亞已經無力償還貸款之後，中國進出口銀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卻又再次針對這些基礎設施項目，向該國發放了至少50億美元的貸款。這是中國在非洲當地利用“債務陷阱外交”的一個典型例子。這樣的手段成功讓中國在非洲國家取得了巨大的控制力和影響力。而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中國同樣也在截取當地的天然資源。2007年，中國進出口銀行向該國發放了60億美元的貸款，用以換取1,060萬噸的銅，以及採礦權。隨後在2008年，一家中國國有企業便與當地簽訂了29億美元的銅礦及鈷礦項目，而此前所取得的採礦權則為該項目鋪平了道路。
“長久以來，中國在非洲的商業行為，比如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銀行貸款等等，都逃脫不了各方質疑審視的目光，同時也備受批評。批評意見指，中國政府實際上是在非洲實行一種新的經濟殖民主義。以貸款的方式，對那些沒有戒心、毫無猜疑的非洲國家進行‘引誘’，誘使這些國家墜入債務陷阱，並以此取得對非洲大陸上的寶貴天然資源的控制權”，裴敏欣在文章裡寫道。
“雖然，在對中國政府與非洲之間的經濟關係的解讀上，這種觀點佔據了主導的地位，不過，這樣的看法卻也稍嫌誇大了中國政府的前瞻性戰略眼光，並且也忽視了中國在非洲大陸這種‘豪賭’的做法背後所潛藏的各種陷阱和風險”，裴敏欣認為。
裴敏欣指出，即便是中國在非洲的所有經濟活動裡面，於政府而言最為關鍵、最受重視的部分，也就是耗資高達數萬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倡議，也同樣面臨著風險。此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也給了中國經濟“一記重拳”。今年首季，中國的經濟產出相比去年同期錄得了下跌，降幅達6.8%。
因此，未來中國政府是否還擁有足夠的資源，可以繼續支撐“一帶一路”倡議------這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親手打造的全球戰略計劃的推行實施，這一點是存在疑問的。而近來，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後所發佈的公告裡，並沒有提到“一帶一路”倡議是當前的一項首要任務，這也許透露出了某些信息。
根據中國政府所提供的官方統計數字，在2008年至2018年期間，中國在非洲的直接投資總額，從原本僅有78億美元，急劇增長到460億美元之多。而從賬面上來看，中國的投入似乎也已經得到了令人滿意的回報。在這十年間，中國與非洲之間的商品貿易總值，從1,070億美元，大幅提升到了2,040億美元。
不過，這裡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假如打從一開始，中國就沒有考慮在非洲這樣一個不僅距離遙遠，而且政治上和經濟上還存在著眾多風險的地方投資，在雙邊貸款和直接投資上豪擲將近2,000億美元的鉅款，那麼，中國是否還同樣能夠與非洲拓展貿易，並且也可以獲得非洲的天然資源和原料？
事實上，裴敏欣指出，單單是為了這些天然資源和原料，即便是中國沒有在非洲大灑金錢，而是名正言順地在公開市場上購買，所花費的成本也不會比在非洲這般大手大腳地斥鉅資來得多。
“其實，中國政府的希望，是通過對非洲的資源進行直接或半直接的控制，來以此獲得更大的安全感。然而，這種想法只是一種錯覺”，裴敏欣表示，“一方面，一旦中國向借款國發放了貸款，或是在礦井、油田或者公路等基礎設施上進行了直接投資，那麼，其今後的‘命運’就等於交到了這些借款國的手上，交到了這些非洲國家政府和政治精英們的手上。如果哪一天，這些非洲國家的政府要將中國所投資的天然資源或者基礎設施收歸國有，或是打算債務違約的話，中國是沒有權力去干預阻止的。”
此外，裴敏欣指出，由於“一帶一路”倡議推行的時機不對，中國在非洲的這場“賭博”可以說是失敗收場。“中國這回是初次涉足非洲大陸，但是卻正好碰上大宗商品的超級週期（commodity supercycle，指礦產、能源等大宗商品，從最初開發生產，到供應過剩、產品掉價、企業倒閉的循環週期）達到頂峰，原料價格漲勢兇猛，而這恰恰是由中國自身的需求所刺激帶動的。因此，不久的將來，當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暴跌的時候，中國的企業就可謂是既花了大價錢，而買下的產品轉眼卻又遭遇了價值貶損。”
看過並對比了上述有關中國在非洲的角色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之後，人們也許還會禁不住聯想到其他的一些因素。其中有一些因素是不可改變的，而另外一些因素則是在不斷變化當中。比如，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就是一個不得不納入考慮範圍的因素。對於病毒，人們的恐慌反應所造成的後果，也許比病毒本身所造成的真正後果都要嚴重。1969年的香港流感，同樣讓許多美國人喪命，然而，與本次新冠病毒疫情不同的是，那時候的人們並沒有封城，也沒有停工停產停學。
將來，若是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那麼，中國自近年來開始推行的這種對西方國家懷有防備和敵意的政策，才有可能會改變。屆時，“一帶一路”倡議或許才能夠被國際社會以正面和信任的眼光所看待，才會被真正視作是一個真心實意地在世界各地興建基礎設施，以推動促進世界貿易擴大的全球性發展戰略，就正如同該戰略最初推出的時候被人們所認為的那樣，而並非現在被人們所認為的，是在推行新殖民主義，並且正日益引起更大的擔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