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非洲地区发展西方观点解析
 如今，在西方世界内部，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地区的意义与价值，及其发展的现状与前景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声音。
其中一种主张，可以以美国一位名为迪伦·亚基申（Dylan Yachyshen）的青年研究人员的见解为例。亚基申在位于美国费城的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着不少值得西方国家担忧的地方。而另外一种主张，则可以以在洛杉矶附近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担任教授的裴敏欣（Minxin Pei）的看法为例。在一篇于日本经济新闻社旗下的英文周刊------《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里，裴敏欣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如今已经丧失了影响力，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亚基申的观点充满了忧虑。在他看来，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地区的推行实施，就好比一个多世纪以前所发生的西方列强在非洲的“竞赛”------史称“瓜分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1880年代，在全面探索非洲大陆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因为觊觎非洲的丰富资源和巨大潜力，争相想在非洲建立殖民地。而为了避免冲突，经时任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召集，在1884至1885年间，15个西方列强召开了柏林会议（Berlin Conference）。会议上，各方就“协调在非洲的商业活动”达成了共识，这标志着瓜分非洲的行动正式开始。而亚基申写道：“令人遗憾的是，今时今日，一些国家在非洲大陆上彼此竞争，以求扩大影响力的局面，与过去的‘瓜分非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然而，裴敏欣的见解则与亚基申的看法不同。裴敏欣在文章中写道：“假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地区遭遇失败，这不应该是一件令人们感到意外的事情，因为‘一带一路’战略根本上就是中国政府基于错误的假定和设想而制定出来的，并且推行的时机也并不凑巧。”
裴敏欣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将非洲视为一个天然资源的来源地。自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让该国对石油和地下矿产产生了如饥似渴的庞大需求。而对于中国来说，蕴藏着丰富资源的非洲，似乎是一个可以“完美”契合他们需求的选择，这是因为，非洲虽然由多个国家组成，但是这些国家对于非洲大陆的掌控能力却都很弱，并且，在投资购买当地矿产和石油资源的股权时，中国政府轻易便能够给出比当地国家更高的价格，从而在竞标当中脱颖而出。
裴敏欣表示，出于未知的原因，中国政府方面相信，只要是成为了股东和债权人，就能够保证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非洲当地关键的天然资源和原料。为此，中国不惜在非洲“大开支票”，并且已然成为了非洲地区最为活跃的非传统贷款国。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中非研究所（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的数据显示，在2000至2018年间，中国总共向49个非洲国家，发放了共计1,520亿美元之巨的贷款。而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估算，截至2017年，中国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Sub 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所发放的贷款，总额达到了640亿美元，已经占据了双边债务（bilateral debt）总额的逾六成。
除了大举放贷以外，中国在非洲当地的直接投资，也可谓相当“大手笔”。在非洲，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透过其国有企业来完成。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在2008至2018年期间，中国在非洲地区的直接投资，从78亿美元大幅跳升到了460亿美元。
警惕心较强的亚基申在文章中分析指出，中国在非洲的发展策略，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与安哥拉（Angola）所签订的贷款协议。这也被称作“安哥拉模式”（Angola Model），也就是，向发展较为落后，但是却拥有着丰富资源的国家融资贷款的模式。而由于贫穷的缘故，这些国家一般都是以其天然资源作为贷款的担保。以自然资源为本，此为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则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在非洲，已经有多家中国国有企业，在多个国家开发了多项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这些项目包括了位于肯尼亚（Kenya）、斥资32亿美元，从该国港口城市蒙巴萨（Mombasa）到首都内罗毕（Nairobi）的铁路建设工程，还有位于科特迪瓦（Cote d’Ivoire）、耗资10亿美元的苏布雷（Soubre）水电站建设工程等等。
在非洲大陆上，中国的兴趣主要是集中于赞比亚（Zambia）、安哥拉（Angola）、阿尔及利亚（Algeria）、尼日利亚（Nigeria），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等资源丰富的国家。在赞比亚，中国企业购入了多个铜矿，大举挖掘开发矿产资源。而到了2018年的时候，赞比亚已经开始用包括国际机场在内公共资产，来作为中国对其发放的64亿美元贷款的担保。随后，在2019年，赞比亚又开始强制要求八年级至十二年级的中学生学习汉语。而赞比亚已经是非洲第四个出台这项要求的国家。
在安哥拉，中国同样是利用援助建设基础设施的方式，来换取天然资源------石油。在与中国方面签订石油贷款协议的前一年，安哥拉的内战才刚刚结束，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计划，则恰如“及时雨”般到来。17年间，中国总共向安哥拉发放了420亿美元的贷款，均以石油作为担保。在2004年，中国给安哥拉提供了20亿美元的信用贷款，以换取每日10,000桶的石油供应，还款期长达17年之久。“安哥拉模式”是融资创新的“智慧结晶”。而在另外一个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阿尔及利亚，中国企业又与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60亿美元的磷酸盐开发合作协议，并且重新启动了针对建设一条横跨非洲西北部地区铁路的谈判，此外，中国还寻求成为阿尔及利亚最大的军火商。
与此同时，在尼日利亚，中国的石油企业在过去10年间已经购入了数块位于几内亚湾（Gulf of Guinea）上的开发区块，并且与当地签订了至少两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铁路开发建设协议。而在尼日利亚已经无力偿还贷款之后，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却又再次针对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向该国发放了至少50亿美元的贷款。这是中国在非洲当地利用“债务陷阱外交”的一个典型例子。这样的手段成功让中国在非洲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国同样也在截取当地的天然资源。2007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向该国发放了60亿美元的贷款，用以换取1,060万吨的铜，以及采矿权。随后在2008年，一家中国国有企业便与当地签订了29亿美元的铜矿及钴矿项目，而此前所取得的采矿权则为该项目铺平了道路。
“长久以来，中国在非洲的商业行为，比如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银行贷款等等，都逃脱不了各方质疑审视的目光，同时也备受批评。批评意见指，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非洲实行一种新的经济殖民主义。以贷款的方式，对那些没有戒心、毫无猜疑的非洲国家进行‘引诱’，诱使这些国家坠入债务陷阱，并以此取得对非洲大陆上的宝贵天然资源的控制权”，裴敏欣在文章里写道。
“虽然，在对中国政府与非洲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解读上，这种观点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不过，这样的看法却也稍嫌夸大了中国政府的前瞻性战略眼光，并且也忽视了中国在非洲大陆这种‘豪赌’的做法背后所潜藏的各种陷阱和风险”，裴敏欣认为。
裴敏欣指出，即便是中国在非洲的所有经济活动里面，于政府而言最为关键、最受重视的部分，也就是耗资高达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同样面临着风险。此外，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也给了中国经济“一记重拳”。今年首季，中国的经济产出相比去年同期录得了下跌，降幅达6.8%。
因此，未来中国政府是否还拥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继续支撑“一带一路”倡议------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亲手打造的全球战略计划的推行实施，这一点是存在疑问的。而近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后所发布的公告里，并没有提到“一带一路”倡议是当前的一项首要任务，这也许透露出了某些信息。
根据中国政府所提供的官方统计数字，在2008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总额，从原本仅有78亿美元，急剧增长到460亿美元之多。而从账面上来看，中国的投入似乎也已经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报。在这十年间，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商品贸易总值，从1,070亿美元，大幅提升到了2,040亿美元。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假如打从一开始，中国就没有考虑在非洲这样一个不仅距离遥远，而且政治上和经济上还存在着众多风险的地方投资，在双边贷款和直接投资上豪掷将近2,000亿美元的巨款，那么，中国是否还同样能够与非洲拓展贸易，并且也可以获得非洲的天然资源和原料？
事实上，裴敏欣指出，单单是为了这些天然资源和原料，即便是中国没有在非洲大洒金钱，而是名正言顺地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所花费的成本也不会比在非洲这般大手大脚地斥巨资来得多。
“其实，中国政府的希望，是通过对非洲的资源进行直接或半直接的控制，来以此获得更大的安全感。然而，这种想法只是一种错觉”，裴敏欣表示，“一方面，一旦中国向借款国发放了贷款，或是在矿井、油田或者公路等基础设施上进行了直接投资，那么，其今后的‘命运’就等于交到了这些借款国的手上，交到了这些非洲国家政府和政治精英们的手上。如果哪一天，这些非洲国家的政府要将中国所投资的天然资源或者基础设施收归国有，或是打算债务违约的话，中国是没有权力去干预阻止的。”
此外，裴敏欣指出，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行的时机不对，中国在非洲的这场“赌博”可以说是失败收场。“中国这回是初次涉足非洲大陆，但是却正好碰上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commodity supercycle，指矿产、能源等大宗商品，从最初开发生产，到供应过剩、产品掉价、企业倒闭的循环周期）达到顶峰，原料价格涨势凶猛，而这恰恰是由中国自身的需求所刺激带动的。因此，不久的将来，当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的时候，中国的企业就可谓是既花了大价钱，而买下的产品转眼却又遭遇了价值贬损。”
看过并对比了上述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角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之后，人们也许还会禁不住联想到其他的一些因素。其中有一些因素是不可改变的，而另外一些因素则是在不断变化当中。比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就是一个不得不纳入考虑范围的因素。对于病毒，人们的恐慌反应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比病毒本身所造成的真正后果都要严重。1969年的香港流感，同样让许多美国人丧命，然而，与本次新冠病毒疫情不同的是，那时候的人们并没有封城，也没有停工停产停学。
将来，若是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中国自近年来开始推行的这种对西方国家怀有防备和敌意的政策，才有可能会改变。届时，“一带一路”倡议或许才能够被国际社会以正面和信任的眼光所看待，才会被真正视作是一个真心实意地在世界各地兴建基础设施，以推动促进世界贸易扩大的全球性发展战略，就正如同该战略最初推出的时候被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而并非现在被人们所认为的，是在推行新殖民主义，并且正日益引起更大的担忧。 |
